高启（1336年—1374年），字季迪，号槎轩，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元末曾隐居吴淞青丘，因自号青丘子。他是元末明初杰出的诗人、文学家。其才华高逸，学问渊博，能文，尤精于诗，与刘基、宋濂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当时论者把他们比作“初唐四杰”。又与王行、宋克等号“北郭十友”，亦称“北郭十才子”。
他一生仅度过了短暂的三十九年，却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后世文学批评家多将其推举为明代第一诗人，清代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赞誉其“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他的悲剧人生，尤其是其惨烈的死亡，也与明初严酷的政治环境紧密相连，成为后世不断探讨的话题。
高启出身富家，祖籍汴梁（今河南开封），后南渡至临安（今浙江杭州），再徙居平江路长洲县（今江苏苏州），家有百余亩田产。然而至高启这一辈，家道已趋向衰微。他童年时父母双亡，生性警敏，读书过目成诵，尤精历史，嗜好诗歌。高启与徐贲、宋克、张羽等居住在城北，常在一起切磋诗文，号称“北郭十友”。他18岁时仍未娶妻，后以一首《芦雁图》诗赢得岳父周仲建的赏识，成功迎娶周氏之女，留下“一诗定情”的佳话。他博学工诗，无书不读。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至正十三年（1353年），张士诚据吴称王；淮南行省参知政事饶介守吴中，闻高启才名，多次派人邀请，延为上宾，招为幕僚，时高启年仅16岁。他厌恶官场，23岁那年借故离开，携家归依岳父周仲达，隐居于吴淞江畔的青丘（即苏州胜浦镇），过起了教书治田的隐居生活，并自号青丘子。他曾作《青丘子歌》，诗中写道：“朝吟忘其饥，暮吟散不平……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生动刻画了自己狂放不羁、沉迷诗歌创作的形象。
明洪武二年（1369年），高启应诏入朝参与编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受命教授诸王。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擢升他为户部右侍郎。高启以“年少未谙理财之任”、“自以不能理天下财赋”为由，力辞不受。虽然朱元璋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赐金放逐”让他返乡，但内心却十分不悦。他认为高启不与新王朝合作，是在藐视新政权的存在，从此对他心生忌恨。
高启返回青丘后，以授书自给。洪武五年（1372年），好友苏州知府魏观上任，慕名聘请他，高启起初婉拒，但终究被其诚意打动，出任幕僚并迁居城中。
洪武七年（1374年），魏观因在张士诚昔日的宫殿旧址上重建苏州府衙，被政敌蔡本等人诬告为“兴既灭之基”、“心有异图”。朱元璋本就对张士诚盘踞多年的吴地充满猜忌，闻讯后认定魏观图谋不轨，下令将其处死。
高启因与魏观交好，并为新修的府衙撰写了《府治上梁文》以示庆贺。文中“龙盘虎踞”（亦作“龙蟠虎踞”）四字，被朱元璋解读为是在称颂曾在此称王的张士诚，触碰了皇帝“龙乃帝王独尊”的大忌。于是高启被认定为同案犯，连坐腰斩于南京。
关于高启临刑的惨状，有传说记载他受刑后并未立即死亡，而是趴在地上用半截身体的力量，手蘸着鲜血，一连写下三个“惨”字，以此表达对朱元璋的蔑视。
朱元璋的愤怒甚至延续到高启死后。他下令封禁了高启的所有作品，不许流传。与高启并称“吴中四杰”的友人杨基、张羽、徐贲同样结局悲惨，杨基被罚作苦工死于工所，张羽被绑起来扔进长江，徐贲因犒军不及时被下狱迫害致死。明朝开国之初，吴中文人集团几乎被一网打尽。
高启是明初诗人中创作最丰富、成就最高的作家。他的诗作数量惊人，存有诗二千余首，自选定为《缶鸣集》十二卷，选录九百余首，另有诗集《吹台集》《江馆集》《凤台集》《娄江吟稿》《姑苏杂咏》等多种。
在文学史上，高启最大的功绩在于，他在元末明初这段以演义、小说、戏曲为主流文化的不利环境下，独树一帜地挑起了发展诗歌的重担，并改变了元末以来纤秾缛丽、华而不实的诗风，从而推动了诗歌的继续向前发展。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高度评价他：“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于正，启实有力。”
高启诗歌体裁多样，众体皆工，尤以歌行、七律最为著名。他学无定师，采撷多家精华，最终形成了古雅、雄健、清新俊逸为主导的独特风格。
高启的诗风深受李白影响，他继承了李白诗中的豪放不羁和奇丽想象。后世评论家王世贞称赞他的诗：“其辞快若迅鹘乘飙，良骥蹑景；丽若太阳朝霞，秋水芙蕖。”他同样也从杜甫那里借鉴了沉郁顿挫的笔法，以及对现实社会的深切关怀。
与简单机械的模仿不同，高启主张“兼师众长，随事模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推崇他为“明代开国诗人第一”。
高启的文学思想，主张取法于汉、魏、晋、唐各代，强调要“兼师众长”。他认为写诗要有“格”“意”“趣”，只有三者都做到才能灵活创作各种风格。
高启一生著述颇丰，去世后由其友人整理成集。其作品在后世被多次刊刻和辑注，主要有《高太史大全集》十八卷、《凫藻集》五卷、《槎轩集》《缶鸣集》《高青邱集》《青邱诗集残存》《高季迪诗集》《姑苏杂咏》《扣舷词》等。清人金檀辑注的《高青丘诗集注》，将高启的诗、文、词及年谱附录等汇为一编，是最完备的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校点本《高青丘集》，即以此为依据。
1961年11月6日，为查找高启的《咏梅》全文，毛泽东主席在一天之内给秘书田家英连写了三封信。找到后，毛主席郑重地用草体书写了全诗，并在右起处大大地写上“高启”二字，并注明：“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高启18岁尚未娶妻，邻人周仲建欲试其才，出示一幅《芦雁图》命其即兴赋诗。高启提笔写道：“西风吹折荻花枝，好鸟飞来羽翮垂。沙阔水寒鱼不见，满身风露立多时。”诗中隐喻自己形单影只、渴望伴侣。周仲建读后大喜，知女有意，遂将女儿许配给他。
高启在23岁隐居青丘后，为了回应时人对他沉迷诗歌的讥讽，创作了著名的《青丘子歌》。这首诗极富浪漫主义色彩，他把自己比作“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的天神降谪世间，并描绘了自己苦吟时的癫狂状态。全诗以近乎浪漫主义的笔法，塑造了一个狂放不羁、为诗痴狂的诗人形象，在文学史上与李白的风格一脉相承。
据史料记载，高启被处以腰斩后并未立刻断气。他利用半截残躯，趴伏在地，手指蘸着自己的鲜血，一连书写了三个巨大的“惨”字，以此表达对朱元璋暴政的无声控诉与蔑视。
高启去世后，其友人吕勉将他稿本带回苏州，在船上遇雨打湿书稿。吕勉将书稿放置于古庙中晾晒，这本是高启临终前亲手删定的手稿。吕勉心怀愧疚，遂出资刊刻发行，将此书稿以“《缶鸣集》”之名流传于世。后世见到的高启作品，多为吕勉保存的这一版本。
高启归隐后，朱元璋曾赐予他一笔可观的赏金。他并未留作私用，而是将其挥霍一空，并通过诗歌表达自己的志向。他的诗中充满了“不羡垂华缨”（不羡慕高官厚禄）、“不肯折腰为五斗米”的傲骨。这在朱元璋眼中被视为一种极其不合作、甚至蔑视皇权的政治表态，为日后的杀身之祸埋下了伏笔。
高启究竟因何而死，历来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这是最为常见也最接近表层事实的说法。即高启因受苏州知府魏观案牵连，以其为魏观新修府衙撰写的《府治上梁文》中有“龙盘虎踞”四字，被朱元璋认定为歌颂张士诚、嘲讽新朝，从而被连坐腰斩。
这一观点认为，高启之死的深层原因在于他不肯与朱元璋的政权合作。朱元璋生性多疑，且对待士人并非如刘备般礼贤下士。在他看来，征召名士是显示新朝气象的标志。高启拒绝出任户部右侍郎的高官，其《青丘子歌》中“不肯折腰为五斗米”等言辞，更流露出对新朝的疏离感。这种不合作态度大大刺激了朱元璋的自尊心，早在“魏观案”发生之前，他就对高启心存芥蒂，该案不过是一个将其处死的绝佳借口。
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以及《明史》编纂者指出，高启之死也可能与他的诗作《宫女图》有关。朱元璋认为其中“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暗讽宫廷之事，触犯了他的逆鳞，因此长久怀恨在心，最终寻机报复。
有学者提出，高启之死是明初刑用重典和朱元璋雄猜好杀时代背景下的悲剧。在这一背景下，“魏观案”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冤案，而高启作为与魏观关系密切的名士，不过是这场政治清洗中一个无辜的牺牲品。他的死并非某单一事件导致，而是朱元璋借重典以立威，用严刑峻法震慑江南士人、巩固皇权的必然结果。
清代纪晓岚等四库馆臣评价高启：“拟汉魏似汉魏……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然行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镕铸变化，自为一家。”这一评价虽然承认其天才横溢，却也给他贴上了“未能自成一家”的标签，认为正是因为他死得太早，才没有时间来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后世研究者对此议论纷纷，认为高启年仅三十九岁便去世，其诗作多达两千余首，成就已然斐然。纪晓岚此举是将诗人因政治暴力导致的夭折，强行用“创作规律”去解释，淡化了朱元璋对高启残酷迫害的政治因素，带有为清朝统治阶级进行历史定调、维护君主专制的嫌疑。
尽管朱元璋曾下令封禁高启的所有作品，但他的著作在后世并未消弭。清人金檀辑注的《高青丘诗集注》，将高启的作品完整收集、校对并刊行，是最完备的版本，使高启的文学遗产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至今。此外，《高启大全集》《凫藻集》《扣舷词》等著作也通过历代学者的努力，在明、清时期被多次翻刻和传抄，得以流传后世。
在现代，高启的地位得到了重新评估。毛泽东在阅读其诗时，亲笔批注盛赞他为“明朝最伟大的诗人”。国际上，著名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著有《高启：诗人的穷途》（The Poet Kao Ch’i, 1336—1374），该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高启的西方学术著作，曾一度绝版，后于近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让高启这位明代诗人的文学形象在西方世界得以重新树立。这一事件也被文化界解读为：高启是现代汉学领域“西方最知名的中国明代诗人”。
学术评价方面，国内外的文学史家们大都承认高启在明初诗文界无可争议的宗主地位。不过，关于他“众体兼擅，但未能自成一家”的矛盾评价，依然是当下学术界的争论热点。
高启被腰斩于南京，其尸骨被弃于市，身后事极为惨淡。后世为其立的衣冠冢或衣冠墓，位于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大学北校区内，是一处由苏州市政府列入控制保护名录的古墓葬。
在苏州当地，至今仍有关于“青丘子”隐居地的传说。苏州工业园区胜浦镇（古称青丘或甫里）一带，是其当年隐居、写诗授徒的旧地。一些地方志和文献中多次提及此地还有“青丘子故里”的碑石，不过此碑历经岁月变迁已难觅踪迹。此外，南京作为高启被杀之地，在学术界和文学爱好者的圈子中，也常有学者赴明故宫遗址一带进行凭吊与访古。
在部分影视剧如《传奇皇帝朱元璋》等中，高启以文人形象出现，与朱元璋展开对手戏。剧中借其《宫女图》诗及写《上梁文》的桥段，艺术地再现了他如何因诗获罪，在角色命运里展现了明初文人如履薄冰的生存状态，以及高启面对死亡时刚毅不屈的性格。这些影视剧的播出，让更多公众对高启这位悲剧诗人有了直观的认识。
高启之死在中国文学史上被公认是“明初第一大文祸”，也是“文字狱”的先声。今天，学者们依旧通过研究他的生平和作品，来审视和反思皇权专制对文化创造的摧残。当代的文化论坛、新闻媒体及学术研讨会上，高启的名字与“朱元璋”“文字狱”“明代诗人”等关键词常被一同提起，人们不断思考着：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如何在那个恐怖的时代中，保持了人性的高贵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