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书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说？何故不是性？晦庵答云：‘不容说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无气质之杂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晓，每看书至此，辄为一惑，请问。”

信中说：“有引用程颐先生的‘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这句话来反问朱熹，为什么不容说，又为什么不是性。朱熹答：‘不容说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无气质之杂矣。’两位先生的话我都不大懂，每次读到这里，便感疑虑丛生，想请先生给我解释一下。”

“生之谓性”，生字即是气字，犹言“气即是性”也。气即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气即是性”，即已落在一边，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从本原上说。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是为学者各认一边，只得如此说。若见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

“生之谓性”的“生”字就是“气”字，就如同说“气即是性”。气就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刚说“气就是性”时，性就已偏向一边了，就不是性的本来面目了。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是从本源上说的。但性本善的开端，则必须是在气上才能寻到根儿，如果没有气也就无处可见。像恻隐之心、羞恶之念、辞让之德、是非之辩就都是气的表征。程颐认为：“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这是由于做学问的人各执一词，他只能这么说。如果人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性，那么气就是性，性就是气，原本是没有性和气之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