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有鍪而绻领，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夺，天下不非其服，同怀其德。当此之时，阴阳和平，风雨时节，万物蕃息。乌鹊之巢可俯而探也，禽兽可羁而从也。岂必褒衣博带，句襟委章甫哉？

远古时代，君王尽管衣冠不整齐，但却能治理好天下，他的德政使百姓生活得好且有尊严，他给予百姓财富而不聚敛民财，所以天下也无人来讥笑非议他的服饰，而纷纷被他的思德所感化而归服。在那时候，阴阳二气平和，风调雨顺，万物繁生息，乌鸦喜鹊低处筑巢也不会有人去掏窝伤害它们，禽兽驯服得只须用绳系着就可牵走，那时候的人哪需要袍衣宽带，穿曲襟衣、戴章甫帽！

古者民泽处复穴，冬日则不胜霜雪雾露，夏日则不胜暑蛰蚊虻。圣人乃作，为之筑土构木，以为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胜复，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掩形御寒。

古时候人住在水乡泽国，于堤岸山崖上打洞栖身，冬天难以忍受霜雪雾露的侵袭，夏天难以忍受暑热和蚊虫的叮咬。于是圣人就为百姓筑土构木建成房舍，这样上有瓦梁，下有屋檐可以用来遮风挡雨、躲避寒暑，百姓从此得以安定。伯余开始制作衣服、搓麻绳、捻麻线，手缠指绕编结成像罗网那样粗糙的衣服；后来又发明了织布机，这样就方便人纺织布帛，使百姓得以遮体御寒。

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钩而樵，抱甀而汲，民劳而利薄。后世为之耒耜櫌锄，斧柯而樵，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

古时候人们磨利石头当犁来耕地，又磨快蛤蜊当锄头来除草，用木钩刀来砍柴，抱着瓦瓮来汲水，这时的人既劳累辛苦又获利微薄；后来发明了耒耜锄头来耕翻土地播种，又制造出斧头砍柴，利用桔皋来汲水，人既轻松又获利丰厚。

古者大川名谷，冲绝道路，不通往来也；乃为窬木方版，以为舟航。故地势有无，得相委输。乃为靻蹻而超千里，肩荷负儋之勤也，而作为之楺轮建舆，驾马服牛，民以致远而不劳。为鸷禽猛兽之害伤人，而无以禁御也；而作为之铸金锻铁以为兵刃，猛兽不能为害。

古时候河流深谷阻绝交通道路，人们交往不方便，于是人们挖空树木，拼合木板做成舟船，使各地的人和物产得以运输，互通有无。又因为人们到千里之外全靠徒步行走，肩挑背驮非常劳累，于是发明了车子，用马牛拉拖，这样人坐车到远方也不显得劳累；还因为猛兽凶禽伤害人，无法防御抵抗，于是人就熔铸金铁，铸成兵器、刀具，这样凶猛的禽兽就不再危害百姓了。

故民迫其难，则求其便；困其患，则造其备。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则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礼不称主人，舜不告而娶，非礼也。立子以长，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礼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夏后氏殡于阼阶之上，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周人殡于西阶之上，此礼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用椁，周人墙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夏后氏祭于暗，殷人祭于阳，周人祭于日出以朝，此祭之不同者也。尧《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汤《大濩》，周《武象》，此乐之不同者也。故五帝异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后世。此皆因时变而制礼乐者。譬犹师旷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无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于礼乐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于中，而以知榘彟之所周者也。鲁昭公有慈母而爱之，死，为之练冠，故有慈母之服。阳侯杀蓼侯而窃其夫人，故大飨废夫人之礼。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末世之事，善则著之，是故礼乐未始有常也。

所以人是被迫逼艰难就会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法，被祸害困扰就会发明防备的器具，人们是各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避开有害的东西，趋于有益的东西。既然常规不可遵循，器械不能因袭，那么先王留下的法度也不是不能改变的。按照古代的各种礼制，子女婚姻是由父母作主、媒人牵合，虞舜不禀报父母就娶了娥皇和女英，这是不符合古礼的；确立嗣子要立长子的制度，文王不立长子伯邑考而立伯邑考的弟弟武王为嗣子，这是不符合古制的；同样，古代规定男子三十岁才能娶妻，文王十五岁就生下了武王，这是不符合古法的。夏后氏时代的人死后将灵柩停放在堂屋的东阶上，而殷朝人死后将灵柩停放在厅堂的楹柱之间，周朝人死后则将灵柩停放在西阶上，这些都是殡礼不同的地方；有虞氏时人死后用瓦棺，夏后氏时代人死后用土棺，而殷朝人死后用椁，周朝人死后用的灵柩还需用布帐装饰成翣扇的形状，这些都是葬礼不同的地方；夏后氏时代人在黄昏祭祀，殷朝人在中午祭祀，而周朝人则在早晨祭祀，这些都是祭祀习俗的不同。尧帝时用《大章》，舜帝时用《九韶》，夏禹时用《大夏》，商汤时用《大濩》，武王时用《武象》，这些都是音乐舞曲上的不同。所以五帝治理天下的方法、制度各异，但他们的德泽都能遍及天下，三王治理政事的方法、制度各异，但他们都能名扬四海流传百世，这些都是因为他们能够根据时势的变化而来制定礼乐，就好像师旷调整瑟柱、上下移动时没有尺度来衡量，却无不符合音律。所以能通达礼乐情理的人制作出恰当的礼乐，这是说他内心世界有一个谱作主宰，因而能对规矩法度掌握得非常恰当合适。鲁昭公有位奶妈，昭公十分敬爱她，奶妈去世以后，昭公破例为她守孝，所以就有了为奶妈守孝的礼节。阳陵国侯杀死了蓼侯，并抢走了蓼侯的夫人，所以从此以后举行大飨祭典时废除了由夫人执豆的礼仪。先王的制度，不适宜的就废除它；而近代的处事方法，如果是好的，就加以继承发扬。所以是礼乐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

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夫夏、商之衰也，不变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袭而王。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导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以《诗》、《春秋》为古之道而贵之，又有未作《诗》、《春秋》之时。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诵先王之《诗》、《书》，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

礼乐是圣人制定的，并不是圣人受礼乐限制的；治理国家虽有常规，但必须以便利民众为根本；政令教化虽有常法，但必须以切实有效为最好。如果对民众有利，就不必非要效法古制；如果适合实际情况，就不必一定要遵循旧法。夏朝、商朝到了末世，桀纣不改变陈法导致了灭亡；夏禹、商汤、周武王不因袭旧法却兴旺发达而称王。所以圣人的法度是随时势的变化而变化，礼节随着习俗的不同而改变；衣服、器械各自方便其使用，法令、制度各自适合时宜。所以改变古法无可非议，因循守旧不值得赞美。百川源头各不相同，但最后都归于大海。百家学说事业各不一样，但都以治理好天下社会为目的。“王道”残缺才产生了《诗》；周王室衰微、礼义崩溃才有《春秋》产生。《诗》和《春秋》虽然是学问中的极品，但却都是衰世的产物，儒家用它们来教导世人，哪里比得上用三代盛世的事情来教育世人！如果认为《诗》《春秋》是讲古代的道理而推崇它们，那么还有没产生《诗》和《春秋》的远古时代呢！与其称颂王道破残时代产生的《诗》和《春秋》，不如称颂更早的王道完整的时代。与其诵读先王的诗书，不如听他们的言论；与其听他们的言论，不如了解他们说这些言论的根据理由；而这些言论的根据和理由，又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

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周公事文王也，行无专制，事无由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文王，洞洞属属，而将不能，恐失之，可谓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负扆而朝诸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地，声慑四海，可谓能武矣。成王既壮，周公属籍致政，北面委质而臣事之，请而后为，复而后行，无擅恣之志，无伐矜之色，可谓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变者，所以应时矣。何况乎君数易世，国数易君，人以其位达其好憎，以其威势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礼，一定之法，应时偶变，其所不能中权亦明矣。

所以是“道可道，非常道”。周公侍奉文王的时候，行动不擅自决定，办事不自作主张；他在文王面前柔顺得好像禁不起衣服的重量，说话轻言细语好像没有发出声音，每当有东西要捧给文王时，总是相当柔顺小心、恭恭敬敬，好像捧着重物力不胜任，生怕有所闪失，这真可谓能尽孝之之道啊！武王去世后，成王尚年幼，周公为了继承文王的事业，履行天子的职责，以摄政王的身份处理天下政事，平息夷狄的叛乱，诛杀惩处了谋反的管叔、蔡叔，坐在天子的位子上接受诸侯的朝拜，诛杀赏赐、处置决断都由他亲自做出，不必请示成王和不必与他人商量，这样威风震动天地、声势慑服四海，这真可谓威武刚毅啊！成王长大以后，周公将政权归还给成王。以臣礼面北恭谦地侍奉成王，遇事必报告请示成王后才去执行，没有任何擅断专横的意思，也没有任何居功骄傲的神态，这真可谓能行臣之道啊！所以周公一人前后三次改变身份和为人作风，这都是为了顺应时势啊！何况同一君王多次变化治政方法，同一国家多次改换君王。凡人都凭借着他的地位来做他所喜欢的事和去除他所憎恶的事，以便借助他的威势来满足自己的嗜好欲望。然而却想用一定的礼法来应对千变万化的时势，这种不符合权变的原则，是明摆着的。

故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更；事犹琴瑟，每弦改调。故法制礼义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故仁以为经，义以为纪，此万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时省其用，虽日变可也。天下岂有常法哉！当于世事，行于人理，顺于天地，祥于鬼神，则可以正治矣。古者人醇工庞，商朴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风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朴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犹无镝衔■策錣而御馯马也。昔者，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唐、虞有制令而无刑罚，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当今之世，忍訽而轻辱，贪得而寡羞，欲以神农之道治之，则其乱必矣。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时人，辞官而隐处，为乡邑之下，岂可同哉！古之兵，弓剑而已矣，槽矛无击，修戟无刺；晚世之兵，隆冲以攻，渠詹以守，连弩以射，销车以斗。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夫神农、伏羲不施赏罚而民不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废法而治民；舜执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释甲兵而制强暴。由此观之，法度者，所以论民俗而节缓急也；器械者，因时变而制宜适也。

所以圣人所遵循的原则叫道，所做的叫事。这道就好比金钟石磬，一旦定了调就无法改换；而事就好比琴瑟，每根弦的音都可以随时调整。所以法制礼义这些东西，只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方法，而不是治理好国家的最终的东西。所以以“仁”为经，以“义”为纪，这倒是万世不变的。至于说考察人才，以省察他们的行为来决定对其使用与否，对于这类的事情，即使每天有变动也是可以的，天底下哪有一成不变的常规法度！只要符合世事，适合情理，顺应天地，协祥鬼神，就可以治理好天下了。古时候，人们淳朴忠厚，工匠制作的器具坚固耐用精致美观，商贾诚实不欺诈，女子纯真稳重，因此教政容易感化，风俗容易改变。如今社会道德日益衰败，民风习俗日益浅薄，想用质朴纯厚的方法去治理日益腐败的民风，就像不用马嚼子和马鞭去驾御烈马那样困难。过去神农氏时代没有法令制度而民众却自觉服从，唐尧虞舜时代尽管制定了法令但无人触犯刑罚；夏朝人说话守信用，殷朝人通过发誓、周朝人通过歃血为盟来达到守信。而到今天这世道，人反而习惯忍受耻辱，为贪得财物而不顾廉耻，在这种情况下还想用神农时代的方法来治理，那就必定要乱套。过去伯成子高不愿做官，拒绝封为诸侯，情愿归乡隐居种田，天下人都称赞他；如今的人如果拒绝做官，就会被乡里人瞧不起，这哪能相提并论啊！古代兵器，只是弓和剑，木矛没有铁枪头，长戟没有锋尖。而近代的兵器，冲车做得高又大以备攻城，沟堑和幨帐用来防御，连发的机弩用来射杀，装有尖刀的战车用来战斗。古时候征讨别的国家，不杀小孩、不捉老人，这被认为是那时候的人道主义，而现在这样做就会被人嘲笑。古时候认为是一件光荣的事，在今天有可能被认为是一件耻辱的事；古时候用来治理天下的方法，今天用来治理天下就会乱套。神农伏羲不实施赏罚，人民也不会去做坏事，而现在的执政者就不可能去废除法令来治理百姓；虞舜执干戚而舞使有苗族臣服。但现在带兵征伐的将领却哪能可以放弃武器去制止暴乱。由此看来，制定法度，是用来反映百姓的习俗，应当宽严缓急适度；器械用具同样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使之适宜使用。

夫圣人作法，而万物制焉；贤者立礼，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与远举；拘礼之人，不可使应变。耳不知清浊之分者，不可令调音；心不知治乱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独闻之耳，独见之明，然后能擅道而行矣。夫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三代之礼不同，何古之从！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今世之法籍与时变，礼义与俗易，为学者循先袭业，据籍守旧教，以为非此不治，是犹持方枘而周员凿也。欲得宜适致固焉，则难矣！

圣人制定法令制度，使普通人受到制约；贤人确立礼节，使无能的人拘泥于礼节。受法制约的人是不可能有远大行为的；拘泥于礼节的人是难以适应变化的。耳朵听觉不能分辨清浊的人，是不可以让他去调整音律的；内心不明白国家治乱根源的人，是不可以让他去制定法令的。具有能听别人难以听到的声音的听觉和能看别人难以看到的东西的视觉的人，才能随心所欲择道前进。殷朝改变了夏朝的礼法，周朝改变了殷朝的礼法，春秋各国又改变了周朝的礼法，三代的礼法各不相同，哪还有什么古礼法可以遵从呢！如果遵从古礼法，就像长辈立法、晚辈遵从照搬。如果知道法治产生的缘由，那么就有可能应时而变法；如果不明白法治产生的根源，那么因循守旧，套用古礼古法，就有可能最终导致大乱。现在的法典已经根据时势变化而变化了，礼仪也已经随习俗变化而变化了。而那些学者还是因袭旧业，死守法典旧教，以为离开这些就无法治理天下，这实在是像拿着方榫头去装圆榫眼，还想套装牢固适宜，那就难了。

今儒、墨者称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时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称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尽日极虑而无益于治，劳形竭智而无补于主也。今夫图工而好画鬼魅，而憎图狗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马可日见也。夫存危治乱，非智不能；道而先称古，虽愚有余。故不用之法，圣王弗行；不验之言，圣王弗听。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与成，必得和之精。故圣人之道，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正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积阴则沉，积阳则飞，阴阳相接，乃能成和。夫绳之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故圣人以身体之。夫修而不横，短而不穷，直而不刚，久而不忘者，其唯绳乎？故恩推则懦，懦则不威；严推则猛，猛则不和；爱推则纵，纵则不令；刑推则虐，虐则无亲。昔者，齐简公释其国家之柄，而专任其大臣，将相摄威擅势，私门成党，而公道不行，故使陈成田常、鸱夷子皮得成其难。使吕氏绝祀而陈氏有国者，此柔懦所生也。郑子阳刚毅而好罚，其于罚也，执而无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诛，则因猘狗之惊，以杀子阳，此刚猛之所致也。

现在的儒、墨、言必称三代、文武二王的一套，可自己又不实施，这无疑是在宣扬一套根本行不通的东西。现在的儒、墨，非议眼前的现实，但又不去改变它，这实际上是听任不合理的东西存在下去。这真是称赞是他们认为正确的事，做的却是他们认为错误的事，因此整天用尽心思伤透脑筋却对治国毫无益处，劳损形体竭尽智力，如此却无补于时。如今的那些画匠总爱画鬼怪而讨厌画狗马，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鬼怪不可能在世上出现，而狗与马倒是能天天见到，画鬼容易画狗马难啊！挽回危局、治理乱世，没有聪明才智是无法做到的；但只是复述古人、称道古代，即使让笨蛋来做也是绰绰有余。所以无用的方法和法规，圣王是不采用的；不符合实际的言论和事情，英明君主是不听取的。天地之间的气，没有比中和之气更珍贵的了。所谓中和之气，就是阴阳协调，昼夜分明，这样万物才能生长。万物是在春分时节生长、秋分时节成熟，这生长和成熟都离不开这精纯的中和之气。树立中和之德，所以圣人的处事原则是：宽松而又坚决，威严而又温和，柔软而又刚直，威猛而又仁慈。因为如果太刚硬则容易折断，如果太柔软则容易卷曲，所以圣人是处刚柔之间，为得道之根本。积阴过多则沉，积阳过多则飞，只有阴阳交融才能达到融和状态。墨线作为量度的标准，可以卷起来也可以伸展开，拉开伸展它，可以笔直而望得到头，所以圣人以身作则来体验它。长而不横斜，短而不穷尽，直而不刚硬，持久而不被遗忘，这难道只有墨线能做到吗？所以恩惠推行过度就会懦弱，懦弱就没有威严；严厉推行过度就会凶猛，凶猛就不和谐；溺爱推行过度就会放纵，放纵就不听号令；刑罚推行过度就会残虐，残虐就无人亲近。从前齐简公放弃了国家的权力，而专一信任他的大臣，将相争夺威势、独揽大权，私门结成党羽，而公道不能推行，所以使陈成、鸱夷子皮得以造成祸难。使吕氏断绝祭祀而陈氏占有齐国，这就是柔弱懦弱所产生的后果。郑国的子阳刚毅而喜好处罚，对于处罚，他坚持原则而绝不赦免。他的侍从有折断弓的人，害怕罪责并担心被杀，于是趁着疯狗受惊的混乱，杀死了子阳，这就是刚烈凶猛所导致的后果。

今不知道者，见柔懦者侵，则矜为刚毅；见刚毅者亡，则矜为柔懦。此本无主于中，而见闻舛驰于外者也，故终身而无所定趋。譬犹不知音者之歌也，浊之则郁而无转，清之则燋而不讴，及至韩娥、秦青、薛谈之讴，侯同、曼声之歌，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心。何则？中有所本主，以定清浊，不受于外，而自为仪表也。今夫盲者行于道，人谓之左则左，谓之右则右，遇君子则易道，遇小人则陷沟壑。何则？目无以接物也。故魏两用楼翟、吴起，而亡西河，氵昏王专用淖齿，而死于东庙，无术以御之也；文王两用吕望、召公奭而王，楚庄王专任孙叔敖而霸，有术以御之也。

如今不懂得“道”的人，看到柔弱的人被欺负，就自夸为刚毅；看到刚毅的人灭亡，就自夸为柔弱。这是因为内心没有主宰，而见闻在外面错乱奔驰，所以终身没有固定的方向。这就像不懂音乐的人唱歌，声音低沉就郁闷而没有转折，声音清脆就焦急而不能歌唱；等到韩娥、秦青、薛谈的歌唱，侯同、曼声的歌声，志气在内心激荡，积累在内部，充盈而发出声音，就无不合乎音律而和谐于人心。为什么呢？因为内心有主宰来决定清浊，不受外界干扰，而自己成为标准。如今盲人在路上行走，别人说向左就向左，说向右就向右，遇到君子就走平坦的路，遇到小人就掉进沟壑。为什么呢？因为眼睛无法接触外物。所以魏国同时任用楼翟和吴起，却失去了西河；齐湣王专任淖齿，却死在东庙，这是因为没有方法来驾驭他们；周文王同时任用吕望和召公奭而称王，楚庄王专任孙叔敖而称霸，这是因为有方法来驾驭他们。

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趋舍人异，各有晓心。故是非有处，得其处则无非；失其处则无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异，习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妇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时，以五音听治，悬钟鼓磬铎，置鞀，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鞀。”当此之时，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捉发，以劳天下之民。此而不能达善效忠者，则才不足也。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入刍稿，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当此之时，忠谏者谓之不祥，而道仁义者谓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继绝，举天下之大义，身自奋袂执锐，以为百姓请命于皇天。当此之时，天下雄俊豪英，暴露于野泽，前蒙矢石，而后堕溪壑，出百死而绐一生，以争天下之权，奋武厉诚，以决一旦之命。当此之时，丰衣博带而道儒、墨者，以为不肖。逮至暴乱已胜，海内大定，继文之业，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图籍，造刘氏之貌冠，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斿，撞大钟，击鸣鼓，奏《咸池》，扬干戚。当此之时，有立武者见疑，一世之间，而文武代为雌雄，有时而用也。

弹琴唱歌、击鼓跳舞来作为娱乐，旋转身体、拱手作揖来修饰礼仪，厚葬久丧来送别死者，这是孔子所创立的，而墨子反对它。兼爱尚贤、崇敬鬼神、否定天命，这是墨子所创立的，而杨子反对它。保全本性、保持纯真、不让外物劳累形体，这是杨子所创立的，而孟子反对它。人们的取舍各不相同，各有各的理解。所以是非各有其适用的场合，得到适合 the 场合就没有错，失去适合的场合就没有对。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等地的居民，是非标准各不相同，习俗相反，但他们的君臣上下、夫妇父子之间，也都有相互使唤配合的方法。这里的对，不是那里的对；这里的错，不是那里的错。这就像斧头、铁锤、凿子各有各的用途一样。大禹的时候，用五种声音来听取治理意见，悬挂钟、鼓、磬、铎，设置鞀鼓，来接待四方的贤士，并号召说：“教导我道理的击鼓，开导我道义的击钟，告诉我政事的振铎，诉说我忧虑的击磬，有官司诉讼的摇鞀。”在这个时候，大禹吃一顿饭要起身十次，洗一次头要三次握住头发，以此来为天下的百姓操劳。在这种情况下还不能传达善言、效忠君王的，那就是才能不足了。秦朝的时候，建造高大的台榭，开辟广阔的苑囿，修筑遥远的驰道，铸造金属铜人，征发谪戍的百姓，征收草料，按人头征税、用畚箕量谷，把财物输送到少府。强壮的男子，西到临洮、狄道，东到会稽、浮石，南到豫章、桂林，北到飞狐、阳原，道路上死人多得可以用山沟来计量。在这个时候，忠言进谏的人被认为是不祥，而宣扬仁义的人被认为是狂妄。等到汉高祖存亡继绝，高举天下的大义，亲自振臂挥舞兵器，来为百姓向皇天请命。在这个时候，天下的英雄豪杰暴露在荒野沼泽之中，前有箭石袭击，后有坠入溪谷的危险，经历百死而获得一生，来争夺天下的权力，奋勇武、励忠诚，以决定一时的命运。在这个时候，穿着宽衣博带而宣扬儒、墨学说的人，被认为是不成器。等到暴乱已经被平定，海内大定，继承文治的基业，建立武功的成效，登上天子的宝座，制造刘氏的冠帽，汇集邹、鲁的儒、墨学者，贯通先圣的遗教，升起天子的旗帜，乘坐天子的车舆，树立九斿旗，撞击大钟，敲击鸣鼓，演奏《咸池》之乐，舞动盾牌斧头。在这个时候，有建立武功的人反而受到怀疑。在同一世代之间，文治和武功交替成为主导，这是因为它们在不同的时候发挥作用。

今世之为武者，则非文也；为文者，则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时世之用也。此见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极之广大也。故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唯无所向者，则无所不通。国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尧无百户之郭，舜无置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人之众，汤无七里之分，以王诸侯。文王处岐周之间也，地方不过百里，而立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纣之盛也，人迹所至，舟车所通，莫不为郡县，然而身死人手，而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圣人见化以观其徵，德有盛衰，风先萌焉。故得王道者，虽小必大；有亡形者，虽成必败。夫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将败也，太史令向艺先归文王，期年而纣乃亡。故圣人见存亡之迹，成败之际也，非待鸣条之野，甲子之日也。

如今世上崇尚武力的人就否定文治，崇尚文治的人就否定武力。文武互相否定，却不知道它们在不同时代的作用。这就像只看到角落的一处，而不知道八方极地的广大。所以面向东看就看不见西墙，面向南看就看不见北方；只有不偏向任何一方的人，才能无所不通。国家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有道德；家族之所以灭亡，是因为道理阻塞。尧没有百户人家的城郭，舜没有插针的地方，却拥有了天下；禹没有十个人的部众，汤没有七里大小的领地，却在诸侯中称王。周文王处在岐山和周原之间，土地不过百里，却能成为天子，是因为他拥有王道。夏桀、商纣强盛的时候，人迹所到之处，船只车辆所通之地，无不成为他们的郡县，然而他们却死在别人手里，被天下人耻笑，是因为他们有灭亡的征兆。所以圣人看到变化来观察它的征兆，德行有盛衰，风气会先萌发。所以获得王道的人，即使弱小也必定会强大；有灭亡征兆的人，即使成功也必定会失败。夏朝将要灭亡时，太史令终古先投奔了商朝，三年后夏桀才灭亡。殷朝将要败亡时，太史令向艺先归顺了周文王，一年后商纣才灭亡。所以圣人能看出存亡的迹象、成败的关头，并不需要等到鸣条之战的荒野、甲子日决战的那一天。

今谓强者胜，则度地计众；富者利，则量粟称金。若此，则千乘之君无不霸王者，而万乘之国无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妇，皆能论之。赵襄子以晋阳之城霸，智伯以三晋之地擒，氵昏王以大齐亡，田单以即墨有功。故国之亡也，虽大不足恃；道之行也，虽小不可轻。由此观之，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也。《诗》云：“乃眷西顾，此惟与宅。”言去殷而迁于周也。故乱国之君，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务高其位而不务道德。是释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于焦门，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杀汤于夏台；纣居于宣室，而不反其过，而悔不诛文王于羑里。二君处强大势位，修仁义之道，汤、武救罪之不给，何谋之敢当！若上乱三光之明，下失万民之心，虽微汤、武，孰弗能夺也！今不审其在己者，而反备之于人，天下非一汤、武也，杀一人，则必有继之者也。且汤、武之所以处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纣之所以处强大而见夺者，以其无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夺，是趋亡之道也。

如今如果认为强大就能获胜，那就去丈量土地、计算人口；如果认为富有就有利，那就去称量粮食和黄金。如果这样，那么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君就没有不称霸称王的，而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就没有不破败灭亡的了。存亡的迹象如果这样容易知道，那么愚蠢的男女都能谈论了。赵襄子凭借晋阳一座城池而称霸，智伯拥有三晋的土地却被擒杀，齐湣王拥有强大的齐国却灭亡，田单凭借即墨城而立下大功。所以国家的灭亡，即使强大也不足依靠；道义的推行，即使微小也不可轻视。由此看来，生存取决于得道，而不在于强大；灭亡取决于失道，而不在于弱小。《诗经》说：“天帝眷顾西方，把这片土地赐予周人。”这是说离开殷商而迁徙到周地。所以乱国的君主，只致力于扩大土地而不致力于仁义，只致力于提高地位而不致力于道德。这是放弃了生存的根本，而制造了灭亡的因素。所以夏桀被囚禁在焦门，却不能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反而后悔没有在夏台杀掉商汤；商纣住在宣室，却不反省自己的过错，反而后悔没有在羑里杀掉周文王。这两个君主如果处在强大势位时，能修行仁义之道，那么商汤、周武王连赎自己的罪过都来不及，哪里还敢有什么图谋！如果君主在上面扰乱日月星三光的明亮，在下面失去万民的拥护，即使没有商汤、周武王，谁又不能夺取他的王位呢！如今不反省自己身上的问题，反而去防备别人，天下的商汤、周武王不止一个，杀掉了一个，就必定会有继承他的人。况且商汤、周武王之所以处在弱小地位却能称王，是因为他们有道；夏桀、商纣之所以处在强大地位却被夺去王位，是因为他们无道。如今不实行让人称王的方法，反而增加自己被夺取王位的因素，这是走向灭亡的道路。

武王克殷，欲筑宫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险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则天下纳其贡职者回也；使我有暴乱之行，则天下之伐我难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夺也。周公可谓能持满矣。昔者，《周书》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权也。”此存亡之术也，唯圣人为能知权。言而必信，期而必当，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尾生与妇人期而死之。直而证父，信而溺死，虽有直信，孰能贵之？夫三军矫命，过之大者也。秦穆公兴兵袭郑，过周而东，郑贾人弦高将西贩牛，道遇秦师于周、郑之间，乃矫郑伯之命，犒以十二牛，宾秦师而却之，以存郑国。故事有所至，信反为过，诞反为功。何谓失礼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战于阴陵，潘尪、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相与篡之。恭王惧而失礼，黄衰微举足蹴其体，恭王乃觉。怒其失礼，奋体而起，四大夫载而行。昔苍吾绕娶妻而美，以让兄，此所谓忠爱而不可行者也。是故圣人论事之局曲直，与之屈伸偃仰，无常仪表，时屈时伸。卑弱柔如蒲苇，非摄夺也；刚强猛毅，志厉青云，非本矜也，以乘时应变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礼也；至其迫于患也，则举足蹴其体，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礼不足以难之也。孝子之事亲，和颜卑体，奉带运履，至其溺也，则捽其发而拯；非敢骄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则捽父，祝则名君，势不得不然也。此权之所设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学矣，而未可以适道也；可与适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与权。”权者，圣人之所独见也。故忤而后合者，谓之知权；合而后舛者，谓之不知权；不知权者，善反丑矣。故礼者，实之华而伪之文也，方于卒迫穷遽之中也，则无所用矣。是故圣人以文交于世，而以实从事于宜，不结于一迹之途，凝滞而不化。是故败事少而成事多，号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

周武王战胜殷商后，想在五行山建造宫殿，周公说：“不行。五行山是险要闭塞的地方。如果我们的德行能庇护天下，那么天下人来纳贡纳职就会觉得路途遥远；如果我们有暴乱的行为，那么天下人来讨伐我们就会很困难。”这就是周朝传了三十六代而没有被夺取的原因。周公可以说是懂得保持盈满的人了。从前《周书》有话说：“上面说的话，下面要采用；下面说的话，上面要采用。上面说的话是常理，下面说的话是权变。”这是存亡的权术，只有圣人才能懂得权变。说话必定守信，约定必定恰当，这是天下的高尚行为。直躬的父亲偷了羊，儿子去作证；尾生与女子约会，在桥下等候溺水而死。正直而指证父亲，守信而溺水而死，虽然有正直和守信，谁又会推崇它呢？三军假传命令，是极大的过错。秦穆公发兵袭击郑国，经过周朝向东进发，郑国商人弦高准备去西方卖牛，在周、郑之间遇到了秦国军队，于是假托郑国国君的命令，用十二头牛犒劳秦军，礼待秦军并使之退兵，从而保全了郑国。所以事情到了某种地步，守信反而成为过错，欺骗反而成为功劳。什么叫失礼而有大功？从前楚共王在阴陵交战，潘尪、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一起去救他。共王害怕而失礼，黄衰微用脚踢他的身体，共王才清醒过来。他愤怒于大夫的失礼，奋身而起，四个大夫用车载着他撤离。从前苍吾绕娶的妻子很美，却让给哥哥，这就是所谓的忠爱却不可行的事。因此圣人讨论事情的曲直，随着事情屈伸俯仰，没有固定的外表，时而屈服时而伸展。卑微柔弱得像蒲草芦苇，并不是胆怯；刚强猛毅，志向直冲青云，并不是自傲，而是为了乘时应变。君臣的接触，屈膝下拜，是为了互相尊敬礼待；等到面临祸患时，就用脚踢君王的身体，天下没有人能非议他。所以忠诚所在，礼仪不足以限制它。孝子侍奉父母，和颜悦色，身体谦卑，捧带递鞋，等到父母溺水时，就揪住他们的头发来拯救；这并不是敢于骄傲侮辱，而是为了救他们的命。所以溺水就揪父亲的头发，祭祀就直呼君王的名字，是形势不得不这样。这就是权变的设立。所以孔子说：“可以一起学习，却不一定能一起走向正道；可以一起走向正道，却不一定能一起立身；可以一起立身，却不一定能一起权变。”权变是圣人独自看出的。所以先违背而后符合的，叫做懂得权变；先符合而后违背的，叫做不懂得权变；不懂得权变的人，善事反而会变成丑事。所以礼仪是事实的华饰、虚伪的文饰，在仓促紧迫、穷困急迫的时候，就没有用处了。因此圣人用文饰与世人交往，而用实际行动从事适宜的事情，不拘泥于一条道路，凝滞而不变化。因此失败的事情少而成功的事情多，号令推行于天下，而没有人能够非议。

猩猩知往而不知来，乾鹄知来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昔者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车裂而死。苏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靻蹻嬴盖，经营万乘之主，服诺诸侯，然不自免于车裂之患。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然而身死国亡，子孙无类。大夫种辅翼越王勾践，而为之报怨雪耻，擒夫差之身，开地数千里，然而身伏属镂而死。此皆达治乱之机，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苌宏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苏秦知权谋而不知祸福，徐偃王知仁义而不知时，大夫种知忠而不知谋。圣人则不然，论世而为之事，权事而为之谋，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窕，内之寻常而不塞。使天下荒乱，礼义绝，纲纪废，强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无差，贵贱无序，甲胄生虮虱，燕雀处帷幄，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属臾之貌，恭俭之礼，则必灭抑而不能兴矣。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姓肃睦，上下相亲，而乃始立气矜，奋勇力，则必不免于有司之法矣。是故圣人者，能阴能阳，能弱能强，随时而动静，因资而立功，物动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变，化则为之象，运则为之应，是以终身而无所困。

猩猩知道过去而不知道未来，乾鹄知道未来而不知道过去，这是长处和短处的区别。从前苌弘是周王室掌管天文历数的人，天地之气、日月运行、风雨变化、律历度数，无所不通，然而他不能自知，最终被车裂而死。苏秦是个平民百姓，穿着草鞋、打着破伞，游说万乘之国的君主，使诸侯顺从，然而他自己也免不了被车裂的祸患。徐偃王推行仁慈恩惠，亲自实行仁义，陆路上来朝见的有三十二个国家，然而他却身死国亡，子孙断绝。大夫文种辅佐越王勾践，为他报仇雪耻，擒获吴王夫差，开拓疆土数千里，然而他自己却伏在属镂剑上自杀。这些都是通晓治乱的玄机，却不知道保全性命的方法的人。所以苌弘知道天道而不知道人事，苏秦知道权谋而不知道祸福，徐偃王知道仁义而不知道时势，大夫文种知道忠诚而不知道谋身。圣人就不是这样，他们根据时代来做事，权衡事情来出谋划策，因此推广到天下也不显得空旷，收缩到寻常范围也不显得阻塞。如果让天下荒乱，礼义断绝，纲纪废弛，强弱互相欺凌，武力互相争夺，臣主没有差别，贵贱没有顺序，铠甲头盔上长了虱子，燕雀在帷幄中筑巢，而战争不曾停息，在这个时候却开始表现出顺从的容貌、恭敬俭朴的礼仪，那就必定会被消灭压制而不能兴起。如果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姓恭敬和睦，上下互相亲近，在这个时候却开始树立傲气、奋发勇力，那就必定免不了受到官府法律的制裁。因此圣人能阴能阳，能弱能强，随时而动静，顺应凭借的条件来立功，事物一动就知道它的反面，事情刚萌芽就察觉它的变化，变化了就做出象征，运转了就做出响应，因此终身不会陷入困境。

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为而难成者，以难成而易败者。所谓可行而不可言者，趋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伪诈也；易为而难成者，事也；难成而易败者，名也。此四策者，圣人之所独见而留意也。誳寸而伸尺，圣人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杀弟之累，齐桓有争国之名；然而周公以义补缺，桓公以功灭丑，而皆为贤。今以人之小过，掩其大美，则天下无圣王贤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于视，不可灼也；喉中有病，无害于息，不可凿也。河上之丘冢，不可胜数，犹之为易也；水激兴波，高下相临，差以寻常，犹之为平。昔者，曹子为鲁将兵，三战不胜，亡地千里。使曹子计不顾后，足不旋踵，刎颈于陈中，则终身为破军擒将矣。然而曹子不羞其败，耻死而无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胸，三战所亡，一朝而反之，勇闻于天下，功立于鲁国。管仲辅公子纠而不能遂，不可谓智；遁逃奔走，不使其难，不可谓勇；束缚桎梏，不讳其耻，不可谓贞。当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于累绁之中，立齐国之政，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躯，不顾后图，岂有此霸功哉！今人君之论其臣也，不计其大功，总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则失贤之数也。

所以事情有可以做却不可以说的，有可以说却不可以做的，有容易做却难以成功的，有难以成功却容易失败的。所谓可以做却不可以说的，是取舍；可以说却不可以做的，是虚伪欺诈；容易做却难以成功的，是事业；难以成功却容易失败的，是名声。这四种策略，是圣人独自看出并留意的。弯曲一寸而伸展一尺，圣人会去做；小的弯曲而换来大的正直，君子会去实行。周公有杀弟弟的牵累，齐桓公有争夺王位的名声；然而周公用道义弥补了缺陷，齐桓公用功绩消除了丑名，因而都成为贤人。如今如果因为人的小过错而掩盖他的大美德，那么天下就没有圣王贤相了。所以眼睛里有瑕疵，不防碍视力，不能去烧灼它；喉咙里有疾病，不妨碍呼吸，不能去凿通它。黄河岸边的丘陵坟墓数不胜数，但黄河依然是平缓的；水流激荡兴起波浪，高低相接，相差一寻一常，但水面依然是平的。从前曹沫为鲁国率领军队，三战三败，丧失土地千里。如果曹沫不顾后果，不肯回头，在阵中自刎，那么他终身就是个败军之将、被擒之将了。然而曹沫不以失败为羞耻，而以死而无功为耻辱。在柯地会盟时，他手持三尺宝剑，直逼齐桓公的胸膛，把三战所失去的土地，在一天早上全部要了回来，勇气闻名于天下，功绩建立在鲁国。管仲辅佐公子纠而不能成功，不能说是聪明；逃跑奔走，不为公子纠殉难，不能说是勇敢；被捆绑戴上刑具，不避讳这种耻辱，不能说是贞烈。在这三种行为面前，平民不与他交朋友，君主不以他为臣子。然而管仲从囚禁中免除出来，主持齐国的政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如果管仲当时为公子纠殉死，不顾及以后的图谋，哪里会有这称霸的功绩呢！如今君主评价他的臣子，不计算他们的大功劳，不总结他们的大体行为，却去苛求他们的小善行，这就是失去贤才的方法。

故人有厚德，无问其小节；而有大誉，无疵其小故。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鳝鲔，而蜂房不容鹄卵；小形不足以包大体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诚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足以为累；若其大略非也，虽有闾里之行，未足大举。夫颜喙聚，梁父之大盗也；而为齐忠臣。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而为文侯师。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宁其危，解其患。景阳淫酒，被发而御于妇人；威服诸修。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灭者，其略得也。季襄、陈仲子，立节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乱世之食，遂饿而死。不能存亡接绝者何？小节伸而大略屈。故小谨者无成功，訾行者不容于众，体大者节疏，庶距者举远。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过亨，利贞。”言人莫不有过，而不欲其大也。夫尧、舜、汤、武，世主之隆也；齐桓、晋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尧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谤，汤武有放弑之事，五伯有暴乱之谋。是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责。求于一人则任以人力，自修则以道德。责人以人力，易偿也；自修以道德，难为也。难为则行高矣，自偿则求澹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考，明月之珠不能无类。然而天下宝之者，何也？其小恶不足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贤乎天下，则难矣。夫百里奚之饭牛，伊尹之负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众人见其位之卑贱，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为不肖。及其为天子三公，而立为诸侯贤相，乃始信于异众也。夫发于鼎俎之间，出于屠酤之肆，解于累绁之中，兴于牛颔之下，洗之以汤沐，祓之以爟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内不惭于国家，外不愧于诸侯，符势有以内合。

所以人如果有深厚的德行，就不要追究他的小节；如果有巨大的声誉，就不要挑剔他的小毛病。牛蹄印里的积水不能生长鳝鱼和金枪鱼，蜂巢里容纳不下天鹅蛋，微小的形状不足以包容庞大的躯体。人的性情，没有谁是没有短处的。如果他的大体方向是正确的，即使有小过错，也不足以为累；如果他的大体方向是错误的，即使有乡里称赞的品行，也不足委以重任。颜喙聚是梁父的大盗，却成为齐国的忠臣。段干木是晋国的大马贩子，却成为魏文侯的老师。孟卯娶了他的嫂子，生了五个儿子，然而他辅佐魏国，平定国家的危难，解除了国家的祸患。景阳沉溺于酒色，披散头发与妇人同车，却能威服各国。这四个人都有所短，然而功名不灭，是因为他们的大体方向是正确的。季襄、陈仲子树立节操、高尚其行，不进入污君的朝廷，不吃乱世的粮食，最终饿死。他们不能保存国家、延续绝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小节伸展而大略屈服。所以过分谨慎的人没有成功，挑剔行为的人不被大众容纳，格局大的人细节就疏漏，步伐大的人走得远。自古至今，五帝三王没有谁能保全自己所有行为都完美无缺。所以《易经》说：“小过，亨通，利于坚守正道。”是说人没有不过错的，只是不希望过错太大。尧、舜、商汤、周武王是世上君主的顶峰，齐桓公、晋文公是五霸中的英豪。然而尧有不慈爱的名声，舜有轻视父亲的毁谤，商汤、周武王有放逐和弑君的事实，五霸有暴乱的图谋。因此君子不求全责备于一个人，方正而不割伤人，廉洁正直而不刻薄，博通而不挑剔，文武兼备而不苛求。要求于一个人就用常人的能力来任用他，自己修行就用道德来要求。用常人的能力要求别人，容易满足；自己用道德修行，难以做到。难以做到则品行高尚，容易满足则要求淡泊。夏后氏的玉璜不能没有瑕疵，明月之珠不能没有斑点，然而天下人把它们当做宝贝，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小缺点不足以妨碍它们的大美丽。如今只记住别人的短处，而忘记别人的长处，却想在天下找到贤人，那就难了。百里奚喂牛，伊尹背负鼎俎，姜太公当屠夫，甯戚唱商歌，他们的美德依然存在。众人看到他们地位卑贱、做的事污辱，而不知道他们的大略，以为他们是不成器的人。等到他们成为天子的三公，成为诸侯的贤相，人们才开始相信他们异于常人。他们从鼎俎之间被选拔，从屠宰卖酒的店铺中走出来，从囚禁中被释放，从牛角之下兴起，用热水洗涤他们，用火光祓除他们，立在朝廷之上，委以三公之位，对内不愧对国家，对外不愧对诸侯，这符合他们内在的才干。

故未有功而知其贤者，尧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贤者，市人之知舜也。为是释度数而求之于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则？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类者，世主之所乱惑也；嫌疑肖象者，众人之所眩耀。故狠者类知而非知，愚者类仁而非仁，戆者类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与石，美之与恶，则论人易矣。夫乱人者，芎<艹穷>之与稿本也，蛇床之与麋芜也，此皆相似者。故剑工惑剑之似莫邪者，唯欧冶能名其种；玉工眩玉之似碧卢者，唯猗顿不失其情；暗主乱于奸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圣人能见微以知明。故蛇举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见其牙，而大小可论也。薛烛庸子，见若狐甲于剑，而利纯识矣；臾儿、易牙，淄、渑之水合者，尝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故圣人之论贤也，见其一行而贤不肖分矣。孔子辞廪丘，终不盗刀钩；许由让天子，终不利封侯。故未尝灼而不敢握火者，见其有所烧也；未尝伤而不敢握刃者，见其有所害也。由此观之，见者可以论未发也，而观小节可以知大体矣。故论人之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施，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贫则观其所不取。视其更难，以知其勇；动以喜乐，以观其守；委以财货，以论其仁；振以恐惧，以知其节；则人情备矣。

所以在没有建立功业时就知道他是贤人的，是尧对舜的了解；在功成名就之后才知道他是贤人的，是街市上普通人对舜的了解。因此如果放弃法度标准而去朝廷、集市、草野之中寻找贤人，那失去的人才必定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只知道模仿别人的要求，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选取这样的人。事物相似，是世上君主容易迷惑的；嫌疑相似，是众人容易眩惑的。所以凶狠的人类似聪明却不是聪明，愚蠢的人类似仁慈却不是仁慈，鲁莽的人类似勇敢却不是勇敢。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像玉石与石头、美丽与丑恶那样明显，那么评价人就容易了。迷惑人的是芎藭与藁本，蛇床与蘼芜，这些都是相似的植物。所以铸剑工匠会被类似莫邪的宝剑所迷惑，只有欧冶子能说出它的品种；玉石工匠会被类似碧卢的玉石所眩惑，只有猗顿能看出它的真情；昏庸的君主会被奸臣、小人冒充君子所扰乱，只有圣人能见微知著。所以蛇抬起头一尺，它的长短就可以知道了；大象露出它的牙齿，它的大小就可以推论了。薛烛、庸子看到剑上的狐甲，它的锋利与迟钝就认识了；臾儿、易牙在淄水和渑水混合时，尝一口水就能知道甘苦。所以圣人评价贤人，看到他的一种行为，贤与不肖就分清楚了。孔子辞谢了廪丘的封地，终究不会去偷窃刀钩；许由推让了天子的位子，终究不会去贪图封侯。所以没有被烧过却不敢握火的人，是看到火有所烧伤；没有被伤过却不敢握刀刃的人，是看到刀刃有所伤害。由此看来，看到已经表现出来的可以推论未发生的，观察小节可以知道大体。所以评价人的方法：显贵时观察他所举荐的人，富有时观察他所施舍的人，困窘时观察他所不接受的东西，卑贱时观察他所不为的事情，贫穷时观察他所不取的东西。看他经历危难，以了解他的勇敢；用喜乐打动他，以观察他的操守；委以财物，以评判他的仁爱；用恐惧震慑他，以了解他的节操；这样人的性情就完全掌握了。

古之善赏者，费少而劝众；善罚者，刑省而奸禁；善予者，用约而为德；善取者，入多而无怨。赵襄子围于晋阳，罢围而赏有功者五人，高赫为赏首，左右曰：“晋阳之难，赫无大功，今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围，寡人社稷危，国家殆，群臣无不有骄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礼。”故赏一人，而天下为忠之臣者莫不愿忠于其君。此赏少而劝善者众也。齐威王设大鼎于庭中，而数无盐令曰：“子之誉日闻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芜，仓廪虚，囹圄实。子以奸事我者也。”乃烹之。齐以此三十二岁道路不拾遗。此刑省奸禁者也。秦穆公出游而车败，右服失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阳，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骏马之肉，而不还饮酒者，伤人。吾恐其伤汝等。”遍饮而去之。处一年，与晋惠公为韩之战，晋师围穆公之车，梁由靡扣穆公之骖，获之。食马肉者三百余人，皆出死为穆公战于车下，遂克晋，虏惠公以归。此用约而为德者也。齐桓公将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轻罪者赎以金分，讼而不胜者出一束箭。百姓皆说，乃矫箭为矢，铸金而为刃，以伐不义而征无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无怨者也。故圣人因民之所喜而劝善，因民之所恶而禁奸。故赏一人而天下誉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赏不费，至刑不滥。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子产诛邓析，而郑国之奸禁。以近喻远，以小知大也。故圣人守约而治广者，此之谓也。天下莫易于为善，而莫难于为不善也。所谓为善者，静而无为也；所谓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适情辞馀，无所诱惑，循性保真，无变于己，故曰为善易。越城郭，逾险塞，奸符节，盗管金，篡弑矫诬，非人之性也，故曰为不善难。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于刑戮之患者，由嗜欲无厌，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县官法曰：“发墓者诛，窃盗者刑。”此执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网其奸邪，勒率随其踪迹。无愚夫蠢妇，皆知为奸之无脱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胜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后，司寇之徒继踵于门，而死市之人血流于路。何则？惑于财利之得，而蔽于死亡之患也。夫今陈卒设兵，两军相当，将施令曰：“斩首拜爵，而屈挠者要斩。”然而队阶之卒皆不能前遂斩首之功，而后被要斩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祸福之接，不可不审也。

古代善于赏赐的人，花费少而能劝勉大众；善于处罚的人，刑罚少而能禁止奸邪；善于给予的人，花费简约而能树立恩德；善于获取的人，收入多而百姓没有怨言。赵襄子在晋阳被围困，解围后赏赐有功的五个人，高赫为赏赐之首，身边的人说：“晋阳之难中，高赫没有大功，如今却作为赏赐之首，为什么呢？”襄子说：“晋阳被围时，我的社稷危险，国家危殆，群臣没有不产生骄横侮慢之心的，只有高赫不失君臣之礼。”所以赏赐一个人，而天下做忠臣的人没有不愿意忠于他们的君主的。这就是赏赐少而劝勉行善的人多。齐威王在庭院中设立大鼎，数落无盐县令说：“你的名誉天天传到我的耳朵里，但考察你的政绩，田野荒芜，仓库空虚，监狱人满。你是用奸邪来侍奉我的。”于是把他烹杀了。齐国因此三十二年道路不拾遗。这就是刑罚少而奸邪被禁止。秦穆公出游时车子坏了，右边拉车的骏马跑失了，被农夫抓获。穆公追赶到岐山的南面，农夫正宰杀并吃马肉。穆公说：“吃了骏马的肉，如果不喝酒，会伤身体。我担心伤了你们。”于是给他们都喝了酒才离开。过了一年，秦国与晋惠公在韩地交战，晋国军队包围了穆公的车子，梁由靡扣住穆公的骖马，抓获了他。吃马肉的三百多人，都拼死在车下为穆公作战，于是打败了晋国，俘虏了晋惠公回来。这就是花费简约而树立恩德。齐桓公将要出兵征伐，铠甲兵器不足，命令犯重罪的人出一领犀甲和一支戟，犯轻罪的人用一定分量的黄金赎罪，打官司不胜的人出一束箭。百姓皆悦，于是把箭整治成箭矢，熔铸黄金做成刀刃，用来讨伐不义、征伐无道，遂霸天下。这就是收入多而百姓没有怨言。所以圣人顺应百姓的高兴来劝勉行善，顺应百姓的厌恶来禁止奸邪。所以赏赐一个人而天下赞誉他，处罚一个人而天下畏惧他。所以最高的赏赐不浪费，最高的刑罚不滥用。孔子诛杀少正卯而鲁国的邪气被堵塞；子产诛杀邓析而郑国的奸邪被禁止。用近的说明远的，用小的了解大的。所以圣人守住简约而治理宽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天下没有比行善更容易的，也没有比作恶更难的。所谓行善，是安静而无为；所谓作恶，是急躁而多欲。适应性情、辞谢多余，不被诱惑，顺应本性、保持纯真，自己不发生改变，所以说行善容易。越过城郭，逾越险阻，伪造符节，盗窃官府金钱，篡位弑君、矫诏诬陷，这些都不是人的本性，所以说作恶难。如今人们之所以犯下坐牢的罪行，而落入被刑杀的祸患，是由于嗜欲没有满足，不遵循法度分寸的缘故。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天下的官府法律说：“盗墓的人处死，偷盗的人判刑。”这是执政者所掌管的。法令是用来网罗奸邪、约束并追踪他们的踪迹的。无论愚蠢的男女，都知道作奸犯科无法逃脱，触犯禁令无法免除。然而不成器的人不能战胜自己的欲望，蒙受死亡的罪名，而遭受刑戮的羞辱。然而立秋之后，司法官吏的随从在门前接踵而至，而在集市被处死的人血流在路上。为什么呢？是因为被财利的获得所迷惑，而遮蔽了死亡的祸患。如今陈兵设防，两军相当，将领发布命令说：“斩敌首级授予爵位，而退缩的人腰斩。”然而队阶的士兵都不能上前去建立斩首的功劳，反而落得被腰斩的罪名，这是避开可能死而走向必定死。所以利害的相反、祸福的连接，不可不审察。

事或欲之，适足以失之；或避之，适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风者，波至而自投于水。非不贪生而畏死也，惑于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犹此也。齐人有盗金者，当市繁之时，至掇而走。勒问其故，曰：“而盗金于市中，何也？”对曰：“吾不见人，徒见金耳。”志所欲，则忘其为矣。是故圣人审动静之变，而适受与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节。夫动静得，则患弗过也；受与适，则罪弗累也；好憎理，则忧弗近也；喜怒节，则怨弗犯也。故达道之人，不苟得，不让福，其有弗弃，非其有弗索，常满而不溢，恒虚而易足。今夫霤水足以溢壶榼，而江河不能实漏卮。故人心犹是也。自当以道术度量，食充虚，衣御寒，则足以养七尺之形矣。若无道术度量而以自俭约，则万乘之势不足以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为乐矣。

事情有时想要得到它，却恰好失去了它；有时想要避开它，却恰好走向了它。楚国有个乘船遇到大风的人，波浪打来，他自己投水。这并不是他不贪生怕死，而是被害怕死亡所迷惑反而忘记了求生。所以人的嗜欲，也像这样。齐国有个偷金子的人，在集市繁华的时候，走过去拿了金子就跑。官吏审问他原因，说：“你在集市中偷金子，是为什么？”回答说：“我没有看见人，只看见金子罢了。”心思在想要的东西上，就忘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了。因此圣人审察动静的变化，而使接受与给予的度适宜，理顺喜爱与憎恶的感情，调和喜悦与愤怒的节制。动静得当，那么祸患就不会来临；接受与给予适宜，那么罪过就不会连累；喜爱与憎恶理顺，那么忧虑就不会接近；喜悦与愤怒有节制，那么怨恨就不会侵犯。所以通达道义的人，不苟且获得，不推让福分，自己拥有的不放弃，不是自己拥有的不索求，常满而不溢出，恒虚而容易满足。如今屋檐滴下的水足以装满壶榼，而长江大河却不能装满漏底的杯子。所以人心也是这样。如果能用道术法度来衡量，食物充饥，衣服御寒，就足以养活七尺之躯了。如果没有道术法度来约束自己，那么万乘之国的权势也不足以认为尊贵，天下的财富也不足以认为快乐。

叔孙敖三去令尹而无忧色，受罪禄不能累也；荆亻次非两蛟夹绕其船而志不动，怪物不能惊也。圣人心平志易，精神内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俯入城门，以为七尺之闺也；超江、淮，以为寻常之沟也；酒浊其神也。怯者夜见立表，以为鬼也；见寝石，以为虎也；惧掩其气也。又况无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阴阳相薄，羽者为雏，毛者为驹犊，柔者为皮肉，坚者为齿角，人弗怪也。水生蠬蜄，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为磷，人弗怪也。山出枭阳，水生罔象，木生毕方，井生坟羊，人怪之，闻见鲜而识物浅也。天下之怪物，圣人之所独见；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独明达也；同异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见不可布于海内，闻不可明于百姓，是故鬼神禨祥，而为之立禁；总形推类，而为之变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飨大高者，而彘为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戏以刃者，太祖軵其肘；枕户橉而卧者，鬼神庶其首。”此皆不著于法令，而圣人之所不口传也。夫飨大高而彘为上牲者，非彘能贤于野兽麋鹿也，而神明独飨之，何也？以为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绨绵曼帛，温暖于身也。世以为裘者，难得贵贾之物也，而不可传于后世，无益于死者，而足以养生，故因其资以詟之。相戏以刃，太祖軵其肘者，夫以刃相戏，必为过失，过失相伤，其患必大，无涉血之仇争忿斗，而以小事自内于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枕户橉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则不待户牖之行，若循虚而出入，则亦无能履也。夫户牖者，风气之所从往来，而风气者，阴阳相捔者也。离者必病，故托鬼神以伸诫之也。凡此之属，皆不可胜著于书策竹帛，而藏于官府者也。故以禨祥明之。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所由来者远矣。而愚者以为禨祥，而狠者以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

孙叔敖三次免去令尹的官职而没有忧愁的神色，因为爵禄不能成为他的累赘；荆次非遇到两条蛟龙夹绕他的船只而意志不动摇，因为怪物不能惊吓他。圣人心平气和，精神内守，外物没有什么能迷惑他。醉酒的人低头进入城门，以为是七尺高的小门；跨越长江、淮河，以为是寻常的沟渠；这是酒水浑浊了他的精神。胆怯的人夜里看到立着的木表，以为是鬼；看到躺着的石头，以为是老虎；这是恐惧压倒了他的精气。又何况没有天地间的怪物呢？雌雄交配，阴阳相交，有羽毛的孵出雏鸟，有毛的生出驹犊，柔软的成为皮肉，坚硬的成为牙齿角，人们不觉得奇怪。水里生长蚌蛤，山里生长金玉，人们不觉得奇怪。老槐树生火，陈旧的血变成磷火，人们不觉得奇怪。山里出现枭阳，水里生长罔象，树木生出毕方，井里生出坟羊，人们就觉得奇怪，这是因为见闻少而认识事物浅薄。天下的怪物，只有圣人能独自看清；利害的反复，只有智者能独自明达；同异嫌疑的事物，是世俗之人所眩惑的。所见不能遍布海内，所闻不能让百姓都明白，因此对于鬼神吉凶，为之设立禁忌；总结形象推论同类，为之改变象征。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世俗的话说：“祭祀天神，猪是上等的祭品；埋葬死人，皮衣不能用来随葬；用刀刃开玩笑，太祖会用肘部撞他；枕着门槛睡觉，鬼神会踩他的头。”这些都不写在法令中，也不是圣人口头传授的。祭祀天神而猪是上等祭品，并不是猪能比野兽麋鹿更贤美，而神明独自享用它，为什么呢？因为猪是家里常养的、容易得到的东西。故因其便以尊之。皮衣不能用来随葬，并不是皮衣能比绸缎棉帛更温暖身体。世人认为皮衣是难得且昂贵的东西，而且不能传给后代，对死者没有益处，却足以养活生者，所以顺应它的价值来警告人们。用刀刃开玩笑，太祖会用肘部撞他，因为用刀刃开玩笑，必定会发生过失，过失伤人，祸患必定很大，没有流血的仇恨争斗，却因为小事使自己落入刑戮，愚蠢的人不知道忌讳，所以借太祖来约束他们的心。枕着门槛睡觉，鬼神会踩他的头，如果鬼神能玄妙变化，就不需要从门户行走，如果顺着虚空出入，也就无法踩头了。门窗是风气往来的地方，而风气是阴阳相搏的。离开的人必定生病，所以假托鬼神来申明告诫。凡是这一类的事情，都无法全部写在书册竹帛上而藏在官府里。所以用吉凶来表明它。因为愚蠢的人不知道它的危害，于是借用鬼神的威严来宣扬教化，所来的原因很深远了。而愚蠢的人以为是吉凶，凶狠的人以为是不对，只有有道的人能通达它的用意。

今世之祭井灶、门户、箕帚、臼杵者，非以其神为能飨之也，恃赖其德，烦苦之无已也。是故以时见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赤地三年而不绝流，泽及百里而润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马免人于难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车为荐。牛马有功，犹不可忘，又况人乎！此圣人所以重仁袭恩。故炎帝于火，而死为灶；禹劳天下，而死为社；后稷作稼穑，而死为稷；羿除天下之害，死而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北楚有任侠者，其子孙数谏而止之，不听也。县有贼，大搜其庐，事果发觉。夜惊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为之战，得免而遂反。语其子曰：“汝数止吾为侠。今有难，果赖而免身，而谏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于难，而不知所以无难。论事如此，岂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于以复嫁易。”其子听父之计，窃而藏之。若公知其盗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计。知为出藏财，而不知藏财所以出也。为论如此，岂不勃哉！今夫僦载者，救一车之任，极一牛之力，为轴之折也，有如辕轴其上以为造，不知轴辕之趣轴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为走而破其玦也，因佩两玦以为之豫。两玦相触，破乃逾疾。乱国之治，有似于此。夫鸱目大而视不若鼠，蚈足众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众不若少者，及至夫强之弱，弱之强，危之安，存之亡也，非圣人，孰能观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论也，唯道之在者为贵。何以明之？天子处于郊亭，则九卿趋，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齐。当此之时，明堂太庙，悬冠解剑，缓带而寝。非郊亭大而庙堂狭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贵也，非特天子之为尊也，所在而众仰之。夫蛰虫鹊巢，皆向天一者，至和在焉尔。帝者诚能包禀道，合至和，则禽兽草木莫不被其泽矣，而况兆民乎！

如今世上祭祀井灶、门户、箕帚、臼杵的人，并不是因为它们的神灵能够享用祭品，而是依靠它们的恩德，它们为人类辛劳没有止境。因此按时表现对它们恩德的感激，是为了不忘记它们的功劳。触及石头而生出云雾，微小的云朵聚合，不到一个早晨就使天下下雨的，只有泰山。大地干旱三年而水流不断，恩泽及于百里而滋润草木的，只有长江、黄河。因此天子按等级祭祀它们。所以马免除人的危难，它死后要埋葬它。牛死后，用大车装载来埋葬它。牛马有功劳尚且不能忘记，又何况人呢！这就是圣人之所以注重仁爱、继承恩德的原因。所以炎帝发明了火，死后成为灶神；大禹为天下操劳，死后成为社神；后稷教民耕作，死后成为谷神；后羿除去了天下的祸害，死后成为宗布神。这就是鬼神设立的原因。北楚有个行侠仗义的人，他的子孙多次劝谏阻止他，他不听。县里有盗贼，大肆搜查他的房屋，事情果然被发觉。他夜里惊慌逃跑，追兵在路上追上了他。他曾经施予恩德的人都为他拼死作战，他得以免祸并返回。他对儿子说：“你多次阻止我行侠。如今有了危难，果然依赖它而免于一死，你的劝谏是不可采用的。”他只知道怎么免于危难，却不知道怎么才能没有危难。这样讨论事情，难道不是很糊涂吗！宋国有个嫁女儿的人，告诉他的女儿说：“出嫁不一定会成功。如果有被休弃回来的情况，不能不私下藏钱。私下藏钱而富裕，对于再次出嫁就容易了。”他的女儿听从了父亲的计谋，偷窃并藏匿财物。婆家知道她偷盗，把她驱逐并休弃了。她的父亲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认为自己的计谋得当。知道为了被休弃而藏财，却不知道藏财正是被休弃的原因。这样讨论事情，难道不是很荒谬吗！如今租车运载的人，为了挽救一车的重任，用尽一头牛的力量，因为担心车轴折断，又在上面准备了备用的车轴，却不知道备用车轴的重量反而促使车轴折断。楚王佩戴着玉玦去追逐兔子，因为奔跑而碰碎了他的玉玦，于是佩戴了两个玉玦来防备。两个玉玦互相碰撞，破碎得反而更快。混乱国家的治理，有类似于此的。鸱鸮的眼睛大而视力不如老鼠，马陆的脚多而奔跑不如蛇。事物固然有大不如小、多不如少的，至于那强大转化为弱小、弱小转化为强大、危险转化为安全、生存转化为灭亡，如果不是圣人，谁能观察到呢！大小尊卑不足以论定，只有道所在的地方才是尊贵的。怎么证明这一点呢？天子处在郊外的亭子，那么九卿小步快走，大夫奔跑，坐着的人伏地，倚着的人肃立。在这个时候，在明堂太庙里，却可以悬挂冠帽、解下宝剑、宽衣解带而安睡。非郊亭大而庙堂狭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的尊贵，不仅是天子作为尊贵，而是它所在的地方众人都会仰望它。蛰伏的昆虫、喜鹊的巢，都朝向天一星，是因为至和之气在那里。帝王如果真的能包容禀承天道，融合至和之气，那么禽兽草木没有不蒙受他的恩泽的，又何况亿万百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