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所赋予的形体、肢体都一定是成双成对的，这是造化的作用，它说明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人的心思需要表达因而产生了文辞，创作文辞多方面的裁剪考虑，高低上下相互配合，自然便构成对偶。唐尧、虞舜的时代，文辞还没有很讲究文采，而皋陶就曾经赞助虞舜出主意说：“罪过大小不能确定的就从轻处理，功劳大小不能确定的就从重奖赏。”益也向夏禹贡献意见说：“自满的招致损失，谦虚的受到益处。”这些难道是有意造成的对偶吗？不经意自然相对罢了。《易经》中的《文言》《系辞》，是圣人精思的表现。序述《乾卦》的元、亨、利、贞这“四德”，就字字相对；讲到同类互相感应，例如“云随从龙，风随从虎”，就是字字都相骈俪；讲到天地的道理简要平易，就非常婉转地相互承接；说的“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就是隔行隔句遥相对仗。虽然这些句子的字数不一样，可是用意构成对偶却是一致的。至于《诗经》的作者在作品中相对偶的章句，东周列国士大夫在外交上应对时使用的联偶的言辞，有单句有偶句，都适应内容变化的需要，不用劳费心思去安排经营。自从扬雄、司马相如、张衡、蔡邕推崇华丽对偶的文辞，大加运用，如宋人的讲究画画，吴人的讲究铸剑一样，注意文辞的雕饰，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骈俪的句子与丰富的文采一起流传，对偶的意思和超逸的声韵一起显耀。到了魏、晋时代的许多作者，造句更加精密，联缀字词，情趣配合，讲究对仗，辨析毫厘。然而契合时机用得适当的才巧妙，浮泛造作的没有效果。
骈俪对偶的体例，大概有四种：言对是容易的，事对是困难的，反对是优，正对是差的。言对，就是对偶的双方都用抽象的言辞而不用事例；事对，就是并列举出人事证验的事实；反对，就是事理相反而又旨趣相合的对偶；正对，就是事实不同而意义相合的对偶。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说：“在礼仪的殿堂上修饰，在书圃之中翱翔飞舞。”这就是属于言对这一类。宋玉的《神女赋》中说：“美女毛嫱用袖遮着脸蛋，自愧不够标准；美人西施以手掩着面庞，相比没有光彩。”这是事对这一类。王粲的《登楼赋》说：“楚人钟仪被晋国幽禁为囚，仍然弹奏楚国的音乐；越人庄舄在楚国做大官，犹尚吟咏越国的歌曲。”这是反对这一类的。张载的《七哀诗》说：“汉高祖怀念家乡的枌榆社，光武帝思念故乡的白水县。”这就是正对这一类的例子。只要把心里话组成对偶就行，这就是言对之所以容易的原因；事对要考验一个人的学问，所以它就比较困难；钟仪和庄舄虽然一个幽囚一个显达，但他们不忘故国的志气却是相同的，所以反对是好的。汉高祖和光武帝都很荣贵，思念家乡的感情也相同，所以说正对是差的。事对也有正对和反对的区别，按照各类来考求，各种各样的对偶自然看得清楚明白了。
张华的《杂诗》说：“远游的大雁比翼飞翔，归去的鸿雁连翅而飞。”刘琨的《重赠卢谌诗》说：“孔子听晓捕获到了麒麟很悲伤，孔子听说在西郊狩猎到了麒麟而哭泣。”像这类意思重复的句子，就是对句中重复多余的部分。
因此言对是美好的，好在对得精致巧妙；事对是好的，好在用事公允恰当。倘若两件事情相配对偶，而一好一坏优劣不相称，那就像驾车，把千里马套在马车的左边作骖马，把劣马套在马车的右边作服马。至于要是只有孤零零的一件事情，没有可以相配对的，那就像夔只有一只脚一样，只能跳着走路了。倘若文意气势毫无创新之处，文辞缺乏新异的文采，只是些平庸的骈俪之辞，那就只能使人看了昏昏欲睡。因此，一定要使对偶的句子文理圆通，事义周密，像双联的璧玉呈现文采，共同放在一篇文章里。再加上交错地运用奇句和偶句，像用各种佩戴着的玉石来调节它，这才算是可贵的。类似这样去思考，怎样用对偶的道理自然就明白了。
赞曰：
事物的生长自然成双成对，文辞的运用也往往对偶。创作中能上下左右兼顾，精义与韵味就能共同表现。
像光彩闪烁并联的花朵，如明镜照物含有千姿百态。玉石的光泽和声韵双双传流，如那佩戴着的美玉杂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