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要把情意安排在合适的处所，语言安置在适宜的位置上。把情意内容安顿在一定的地方叫做分章，把语言安顿好就叫做造句。所以，“章”就是明白的意思；“句”就是分界的意思。把语言分界，就是把一个个字词联缀起来构成各自分别的单位；把情意内容叙述明白，就是总括所要包容的思想，把它蕴涵在选定的体裁之中。这样句和章的区域界限虽然互相不同，可是却像有道理连接那样彼此相通。人们的写作，用字造句，积累句子成为章，积累章成为一篇。全篇写的昭明卓著，也是由于每章都没有瑕疵；每章都写得明白而细致，是因为每个句子都没有毛病；句子写的清新挺拔，也是由于每个字词都不乱用。这就像振摇树木的根本枝叶就会随之而摆动一样，懂得事物的根本原则，各种各样的事例都可以概括进去了。
创作韵文和散文，作品的篇幅有大有小；作品的章句或者分离或者合一，它们的声调有缓有急。这些都要随文章的内容变化而加以调配，没有一定的规矩。一个句子不管有多少个字词，要把字词相互连接才能发挥作用；作品的一章总括一个完整的意思，必须把一个意思表达完整了才能成为一个段落。其中要掌握所表达的情意，有时放开，有时接住，要切合命意。例如舞蹈的回旋环绕，要有一定的行列和位子；又好比歌声婉柔摇曳，要有忽高忽低的节奏。
考查诗人用诗句来比拟譬喻，虽然是断章取义，然一章一句都在全篇之中，好比蚕茧抽出丝绪一样。诗文从开始到结束，在体制上必须像鱼鳞一样按秩序紧密排列。行文开始的言辞，就要为中篇埋下伏笔；结尾的言辞，要呼应前文语句的意旨，所以能够做到文字像织绮的花纹那样交接，内在的意义一脉贯通，好像花房和花萼一样相互衔接，首尾连成一个整体。倘若辞句没有配合恰当，上下脱节，那就好像羁留异乡的旅客孤独无友；叙述要是违反了顺序，那就像漂泊寓居在外的人一样不安定。因此造句切忌颠倒，裁断分章要重视行文有顺序，这本来是表达情意的要求，无论韵文和散文写作中共同一致的要求。
至于章、句的变化虽没有一定的常规，而一句之中字数多少的作用可以分别说明：四字的句短，虽然密凑但音节并不急促，六字句长，虽然宽裕但音节并不迂缓。有时变成三言、五言的句子，大概是适应情势变化的权宜节拍。至于《诗经》中《雅》《颂》这一类郑重的体裁，以四言诗为正宗，唯有《小雅·祈父》《周颂·维清》，用了二言的句子。考查二言诗开始于黄帝时代，《竹弹谣》就是二言的歌谣；三言诗是从虞舜时代兴起的，《元首诗》就是三言的诗歌；四言诗在夏朝时候多用，《洛汭之歌》便是四言的诗歌；五言诗出现在周代，《行露》便是五言诗歌。六言诗和七言诗，夹杂在《诗经》和《楚辞》中间，运用这两种句式的诗歌体裁，到西汉时才发展成为完整的诗篇。由于情势趋向于复杂，表达要求得更周详，随着时代的发展，复杂长句的运用就逐渐代替了简单的短句。
至于辞赋的改换音韵使适合情调，是为了调节文辞，配合气势。贾谊和枚乘的作品，喜欢用两韵脚之后就改韵；刘歆和桓谭的作品，写了一百句也不换韵。这也是各有自己的用意和志趣啊！从前魏武帝曹操论诗，对同韵的字用多了表示不满，却赞美换韵。陆云也说，四言诗的转韵，以四句一转为好。看他对用韵的主张，同枚乘和贾谊是相同的。可是用两韵之后即改韵，存声韵上就显得稍微有些急躁；如果一百句都不换韵又太单调，读起来嘴巴也会感到疲劳。富有才华的作家能使音韵激荡抑扬，这样虽然在用韵上很好地触动思想，有利表达真诚的感情，但不如加以折中，根据具体情况变换音韵，这样几乎可以保证在用韵上没有过失。
再有《诗经》作者在句内用“兮”字，《楚辞》中大量用了“兮”字，而且“兮”字已可以用在句子之外。考查“兮”字构成句子，作为承接语气的成分，乃是一种语助词，用来延缓语气的。虞舜咏唱的《南风歌》里，早就用了“兮”字了，可是魏武帝曹操却不喜欢用“兮”字，难道不是他认为“兮”字在文义上没有什么作用吗？至于夫、惟、盖、故这些虚词，是句子开头的发语词；之、而、于、以，是造句中的常用虚词；乎、哉、矣、也这些虚词，是句末的常用助词。照叙议的事理来看这些虚词似乎是闲余的，就作用而言它们却很实在管用。巧妙的作者善于回环婉转地运用，使文辞更加严密，将要在使用实词构成几句外，又得到一个虚词的帮助。实字之外的虚字的运用都不允许有谬误，何况是实字构成的章句呢！
总结：
断分章节有一定的法度，积句成章却没有常规。每个章节的内容要配合主题，用辞切忌不注意关系变得孤立。
围绕思想感情来安排韵调，使文辞抑扬婉转相互发扬。从实际需要出发分章遣句，尽量发挥章句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