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作者的思想情趣各个不同，因而创作手法也各有变化，但没有不是依照情思来确定文章的体裁，就着体裁来形成一种文势。这种文势，是乘着便利而自然形成的。如机弩一发射，矢箭就端直地疾飞出去了。山涧曲折，溪流因而湍激回旋，都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圆的体积合乎圆规，它的体势自然转动；方的体积合乎矩形，它的体势就自然安定：文章的体裁及其风格，就是这样罢了。
所以凡是模仿经典来写作的，自然具有典雅的好处；效法《离骚》命意创作的篇章，必然归进华丽卓越之类；文意浅显切实的，大都不够含蓄；用词明白简练的，大都和丰富多彩不符合。这些都好比激湍的水流中不会有微波，枯槁的树木下没有密密浓荫一样，都是自然的趋势。
因此绘画要讲究色彩，写作文章要尽力表现思想感情。调配颜色，画的狗和马的形状才有区别，思想感情有了交错融合，使文章的雅与俗具有不同的体势。作者所拟定学习的范文，都各有各的师承；虽然彼此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却是很难越过。然而精于作文的人，都善于综合各种文章体势。新奇和雅正的体势虽然相反，却能融会贯通，刚健和婉柔的体势虽然不同，却能跟着时机加以适用。倘若只是爱好典雅的体势而厌恶华丽的体势，那就偏离了兼晓并通的道理；这好比夏人争弓好还是箭好，各执一端，可是光拿着其中的一样是不可能发射的。倘若典雅的体势和yín靡的体势统一在一篇作品里，那就破坏了统一的体势；这好比楚人卖矛和盾，既要夸矛好又要夸盾好，弄得两样东西都难以卖出去了。
所以总括各种文章体势，功效在于权衡辨别加以运用，像音乐有宫商五音，色彩有朱紫五色一样，文章的声律和辞采都要随体势的变化来调配。比如：章、表、奏、议这些文体，就要以典雅作为标准；赋、颂、诗、歌这些文体，就要以清丽作为规范；符、檄、书、移这些文体，就要以明确果断作为楷模；史、论、序、注这些文体，就要以简明扼要作为榜样；箴、铭、碑、诔这些文体，就要求广大深刻；连珠、七辞这些文体，就要求做到巧妙华艳。这都是根据不同体裁构成不同文势，适应变化而收到功效。虽然原则和时机互相关联，音韵的节奏和文辞的色彩可以互相交错，然而好比五色的锦缎，还是用各自的本色作底子。
桓谭说：“作家都各有所爱好，有的爱好虚浮华丽而不懂得朴实扼要，有的爱好繁冗而不知道精要简约。”曹植也说：“世上的作者，有的爱好博采繁文，以使其命意深沉不露；或者爱好分析言辞辨明语句，剖析毫厘。各人习好的不同，因而所务求的也各有差异。”说明体势有种种分别。刘桢说：“文章的体势确实有强有弱，要是话说完了，文势还很有力，天下只一人罢了，不可得到啊！”刘桢所谈论的，也兼指文体气势。然而文章任随文势，文势有刚有柔，不必一定要豪言壮语、慷慨激昂，才算有势。还有，陆云自称：“从前谈论文章，首先重视文辞，然后才考虑文章的感情，又崇尚文章的体势，而不讲究文辞的润色。后来听了张华父子议论作文，便要尊崇他的话。”其实情感本来比文辞重要，体势确实需要润饰，陆云可说是先迷失了方向，后来能接受好的意见了。
自从近代以来的作者，大都爱好奇巧的文章，考查他们作品的体制，乃是从讹滥新奇这种错误趋势造成的。由于厌弃旧有的雅正文体，所以便穿凿附会追求新奇。考察他们为什么采用这种错误方法好像很难，其实并无奥妙，只是反对正常的做法罢了。所以如“正”字反写便成了“乏”字一样，文辞故意违反正常用法就成了新奇。仿效新奇的方法，必须颠倒字句，把上面的字放到下面，把中间的词放到外面，这样颠倒不正常，就算有新奇的色彩了。
通衢大道非常平坦，可是很多人不走大道却去走捷路小道，那是因为贪图路近的缘故；雅正的文章很是明白，可是人们常追求反常的言辞，那是为了迎合时俗的缘故。然而，精通写作的人能够用新颖的文意写出精巧的文章，只求奇异的就会因违背文体而变成怪诞。熟悉旧体裁的能够依照正常的写法来驾驭新奇；迎合新风气的，则喜欢追逐新奇而违反正常的写作原则。如果这种追逐新奇的趋势不纠正，那文章的正常体统就败坏了。要掌握写作中的这种情况和方法，可以不经过深思吗？
总结：
形体产生态势便跟着形成，文章体裁体势始终紧紧相承。激流回旋好似圆形的规，急飞的箭矢有如工匠的墨绳。
因势利导驰骋文坛有节有拍，情志辞采自然很好地结凝。不走正道乱学邯郸步法，力气用尽只落个笑柄爬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