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是故心知规而师傅谕导，口能言而行人称辞，足能行而相者先导，耳能听而执正进谏。是故虑无失策，谋无过事，言为文章，行为仪表于天下。进退应时，动静循理，不为丑美好憎，不为赏罚喜怒，名各自名，类各自类，事犹自然，莫出于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纩塞耳所以掩聪，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所理者远，则所在者迩；所治者大，则所守者小。

君主治理天下，应实施无为而治，推行无须说教就能使人明白的原则。君主自身应清静而不浮躁，坚持自然法度而不动摇；以顺循事物固有特性的态度任用下属，充分发挥群臣百官的作用，使他们各尽其责而自己不必亲自操劳和费心。所以根据上述的原则，君主心里明白，藏有韬略却让国师来晓喻开导，能说会道却让行人去陈说，脚腿灵便却让相者引导宾客，耳朵聪敏却由执政官员来转达百官意见或计谋。因而，君主考虑问题便不会失策，行动计划便不会过错；言论合理，行为可作天下之表率；进退适合时宜，动静遵循原理；也不会因事物的美丑而产生好恶之情，更不会因赏罚而喜怒；事物叫什么名称就随它叫什么名称，事物属什么类别就让它属什么类别；事物是什么样子都是自然而然的，并不是由个人意志所决定的。所以，古代帝王君主，带的冠冕前面装饰一串珠玉，这是用来遮挡视线的；冠冕两侧垂悬的绵丸球，这是用来堵塞耳朵的；皇帝宫外设立的屏风，这是用来阻隔自己、远离小人的。因此君主管辖的范围越远，所审察的范围却越近；治理的事情越大，所操持的事情却越小。

夫目妄视则淫，耳妄听则惑，口妄言则乱。夫三关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规之，乃是离之；若欲饰之，乃是贼之。天气为魂，地气为魄，反之玄房，各处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于天道，天道玄默，无容无则，大不可极，深不可测，尚与人化，知不能得。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迁延而入之，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不纷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是故威厉而不杀，刑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止，北至幽都，东至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当此之时，法宽刑缓，囹圄空虚，而天下一俗，莫怀奸心。

眼睛乱看则易淫邪，耳朵乱听则易迷惑，嘴巴乱说则易搅乱。这三道关口，平时不可不谨慎把持。如果要去规范它，则是离散了它；如果要去修饰它，则是伤害了它。接受天之阳气的叫魂，接受地之阴气的叫魄；魂魄返聚心体玄房，各自所处自己位置，持守而不散失，人的精神就能上通太一元气。这太一元气是与天道融会相通。天道沉静玄妙、没有形貌也没有常态规则，其大不可极，其深不可测；它常与人一起化育，而人的智慧却无法把握它。过去神农氏治理天下，精神沉静而不躁动驰骋于胸中，智慧藏匿而不显露于身外，只怀着一颗仁爱真诚之心。因而自然界甘雨及时降落，五谷繁茂生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按月检查，每季考察，到年底向祖宗神灵汇报丰收成功的喜讯，按季节尝吃新谷，在明堂祭祀祖宗神灵。明堂的建制式样，有天穹一样的圆形顶盖而无四面墙壁，但风雨却不能侵袭，寒暑也不能伤害。每当祭祀祖宗神灵时，怀着公心养育民众的神农氏率领随从胸襟坦荡步履从容地进入明堂。他的民众朴素稳重、正直诚实，不用互相争夺，因为财物富足，不用过分劳累身体而能大功告成。他凭借着大自然的资助，而与天地自然融会一体。所以，他尽管身处威厉地位，但却从不逞威逞凶；制定刑法政令，但却不必动用；法令简略而不烦杂，所以对民众的教化功效神奇。他的管辖范围南到交趾，北到幽都，东到旸谷，西到三危，各处无不听从归附。在这个时候，法律宽厚，刑罚轻缓，监狱空虚，而天下风俗却纯一，谁也不怀奸诈之心。

末世之政则不然。上好取而无量，下贪狼而无让，民贫苦而仇争，事力劳而无功，智诈萌兴，盗贼滋彰，上下相怨，号令不行。执政有司，不务反道矫拂其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为治，无以异于执弹而来鸟，捭而狎犬也，乱乃逾甚。夫水浊则鱼佥，政苛则民乱。故夫养虎豹犀象者，为之圈槛，供其嗜欲，适其饥饱，违其怒恚。然而不能终其天年者，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不直之于本，而事之于末，璧犹扬果而弭尘，抱薪以救火也。故圣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澹，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为而成。块然保真，抱德推诚，天下从之，如响之应声，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戮不足以禁奸，唯神化为贵。至精为神。

而晚世的政治就不是这样了。君主热衷于索取而没有休止，官吏贪婪得不懂得半点谦让；民众因贫困而被迫互相怨恨争夺，费尽辛劳而不得报酬；智巧奸诈从此萌发兴起，盗贼从此滋生泛滥；上上下下互相怨恨，法规号令不能推行实施；政府各级官员不致力于归依天道，而是违逆治国的根本，只注意修饰枝节、小事；这时德政受到砍削，而刑罚却得到加强增重，而想这样来治理好天下，无异于手拿弹弓却想招引鸟雀，挥动木棍却想与狗玩耍，那只会乱上添乱。水混浊则鱼儿就会浮出水面呼吸喘气，政令烦琐苛刻则民众烦躁不安。所以那些驯养虎、豹、犀牛、大象的人，尽管给这些动物修建了栅栏，供给这些动物喜爱吃的食物，并适时投放不让这些动物挨饿，改变这些动物的暴怒性情，使之驯驯服服，但就是不能使它们享尽自然寿命，原因何在？这是因为这些动物的身体受到了强制的约束 and 胁迫。因此，在上的君主多智巧，在下的臣民就多奸诈；在上的君主多事情，在下的臣民易生事；在上的君主好烦扰，在下的臣民必受干扰而不安定；在上的君主多贪欲，在下的臣民好争斗。不立足根本而去追求末节，就好像扬起尘土去制止飞尘、抱着薪柴去救火一样。所以，圣人简省事务而治理容易，欲求少而容易满足；不需布施而能表示仁爱，不须信誓旦旦反能显示诚实，不需索取就能获得，不用做什么反能收到成效；他安然不动保守纯真，怀抱道德以诚待人；天下人都归顺跟随他，如同回音应和声音，物影跟随形体：这些都在于圣人修养根本的缘故。刑罚不足以移风易俗，杀戮不足以禁绝奸邪；唯有从精神上纯化才是根本，那至精的无为之道才有神奇作用。

夫疾呼不过闻百步，志之所在，逾于千里。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归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来，不麾而自住，窈窈冥冥，不知为之者谁，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诵，辩者弗能形。昔孙叔敖恬卧，而郢人无所害其锋；市南宜辽弄丸，而两家之难无所关其辞。鞅合铁铠，目扼？14，其于以御兵刃，县矣；券契束帛，刑罚斧钺，其于以解难，薄矣；待目而照见，待言而使令，其于为治，难矣。蘧伯玉为相，子贡往观之，曰：“何以治国？”曰：“以弗治治之。”简子欲伐卫，使史黯往觌焉，还报曰：“蘧伯玉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险阻，何足以致之！故皋陶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有贵于言者也；师旷瞽而为太宰，晋无乱政，有贵于见者也。故不言之令，不视之见，此伏牺、神农之所以为师也。

大声呼喊只能传到百步之远，而心志精神却能超越千里之外。冬天的阳光、夏天的荫凉，万物都向往和喜欢它，却又没有谁要万物这样子。所以，最纯精的东西，你不用召唤它就会自然到来、不用挥手它就会自然离去；它幽深玄妙，神不知鬼不觉地就使事物自然成功；有智慧者无法说清楚，善辩者又无法形容它。以前，孙叔敖安然静卧，使楚国不用刀枪却能称雄天下；楚都城南的勇士宜辽熊面对白公胜举剑威逼，心志不惧泰然自若地转动着手中的球丸，表达自己保持中立的立场，使自己在白公胜和令尹子西两家的战难中免受牵连。披挂着皮革护胸甲和铁制铠甲，怒目扼腕、情绪激愤、立马横刀来抵御敌兵的刀枪，其功效要比以德服人差远了；以钱财笼络、刑法镇慑，这样来解决危难，其作用要比以德感化小得多；凭眼睛观察事物、靠言辞发号施令，这样治理天下比无为而治难得多。蘧伯玉做卫国的丞相，子贡前去拜访他，问：“你是如何治理国家的？”蘧伯玉回答说：“靠不治来治理。”赵简子准备征伐卫国，先派史墨前去侦察。史墨回来报告说：“蘧伯玉担当卫国的丞相，所以不可以出兵。”由此看来，坚固的要塞和险峻的关隘又怎么能起到这种功效呢？所以皋陶尽管聋哑，但就是凭着哑疾而做上了舜帝的司法官，天下没有暴虐的刑罚，哑巴却有着比语言更值得珍贵的地方；师旷眼瞎而当上晋国的太宰，晋国便没有混乱的政局，瞎子有着比明目者更珍贵的东西。所以说，不动嘴说话就能实行政令，不睁眼观看就能明察秋毫，这就是伏羲和神农能成为后人师表的缘故。

故民之化也，不从其所言而从所行。故齐庄公好勇，不使斗争，而国家多难，其渐至于崔杼之乱。顷襄好色，不使风议，而民多昏乱，其积至昭奇之难。故至精之所动，若春气之生，秋气之杀也，虽驰传鹜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共犹射者乎！于此豪末，于彼寻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荣启期一弹，而孔子三日乐，感于和；邹忌一徽，而威王终夕悲，感于忧。动诸琴瑟，形诸音声，而能使人为之哀乐，县法设赏而不能移风易俗者，其诚心弗施也。宁戚商歌车下，桓公喟然而寤。至精入人深矣。故曰：乐听其音，则知其俗；见其俗，则知其化。孔子学鼓琴于师襄，而谕文王之志，见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听鲁乐，而知殷、夏之风，论近以识远也。作之上古，施及千岁，而文不灭；况于并世化民乎！汤之时，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之际，而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抱质效诚，感动天地，神谕方外。令行禁止，岂足为哉！古圣王至精形于内，而好憎忘于外，出言以副情，发号以明旨，陈之以礼乐，风之以歌谣，业贯万世而不壅，横扃四方而不穷，禽兽昆虫，与之陶化，又况于执法施令乎！

民众受感化，不是根据君主的言传，而是根据君主的身教。所以，齐庄公好勇，不使斗争，而国家多难，其渐至于崔杼之乱。顷襄好色，不使风议，而民多昏乱，其积至昭奇之难。所以最精粹的精神感化作用，就像春天生长、秋天肃杀一样，哪怕是驿马传递，都不如它快速。所以，治理国家的君主，大概就像射手一样，瞄准发射时的毫毛之差，都会造成极大误差的后果。所以要慎重地对待精神感化这一事情。荣启期弹琴一曲，孔子为之高兴三天，这是被和谐的乐声所感染；邹忌弹琴一徽，齐威王为之整夜悲伤，这是被忧郁的乐声所感染。在琴瑟上拨动，在声音中表现，就能使人产生哀乐之情，而公布法律、设立赏赐却不能移风易俗，这是因为真诚之心没有施展出来的缘故。宁戚在车下唱起商歌，齐桓公听了叹息而醒悟。至精的精神深入人心是多么深啊！所以说：听音乐的音调，就能知道那里的风俗；看到那里的风俗，就能知道那里的教化。孔子向师襄学弹琴，而能领会周文王的心志，这是见微知著啊。延陵季子聆听鲁国的音乐，就能知道殷商、夏朝的遗风，这是论近以识远啊。创作于上古，流传到千年之后，而文采不被磨灭；更何况是与自己同时代而教化民众呢！商汤的时候，有七年的旱灾，他用自己的身体在桑林之野祈祷，结果四海的云彩聚集，千里的雨水降临。怀抱质朴，献出诚心，感动了天地，神妙的感应传到了四方之外。令行禁止，难道是足以为奇的吗！古代圣王至精的精神表现在内心，而好恶忘怀于外表，说出话来符合真情，发布号令表明意旨，用礼乐来陈设，用歌谣来风化，功业贯穿万世而不阻塞，横跨四方而不穷尽，禽兽昆虫都与他们一同化育，又何况是执法施令呢！

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为非，其次赏贤而罚暴。衡之于左右，无私轻重，故可以为平；绳之于内外，无私曲直，故可以为正。人主之于用法，无私好憎，故可以为命。夫权轻重不差？15首，扶拨枉桡不失针锋，直施矫邪不私辟险。奸不能枉，谗不能乱，德无所立，怨无所藏，是任术而释人心者也。故为治者不与焉。夫舟浮于水，车转于陆，此势之自然也。木击折，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载焉。是故道有智则惑，德有心则险，心有目则眩。兵莫よ于志，而莫邪为下；寇莫大于阴阳，而χ鼓为小。

所以，最上等的统治是用精神感化，其次是使人们不能作恶，再次是奖赏贤能而惩罚残暴。天平称量左右，没有私心偏向轻重，所以可以称作公平；墨线测量内外，没有私心偏向曲直，所以可以称作端正。君主在使用法律时，没有私人的好恶，所以可以称作天命。衡量轻重不差分毫，纠正弯曲不失针尖之微，直接施行矫正邪恶而不私自避开险阻。奸邪不能使之枉法，谗言不能使之混乱，恩德无处树立，怨恨无处隐藏，这是使用法术而舍弃个人私心。所以治理国家的人不参与私意。船浮在水面，车转在陆地，这是势所必然的自然规律。木头撞击折断了车轴，水流激荡撞破了船只，人们不怨恨木头和石头，而责怪驾驶者的技巧拙劣，是因为知道木石没有故意。因此，天道有了智巧就会产生迷惑，德行有了心机就会产生危险，心有了眼睛就会感到眩晕。兵器没有比心志更锋利的，而莫邪剑只能算下等；寇贼没有比阴阳失调更大的，而战鼓只能算小的。

今夫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不为秦、楚变节，不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万世传之，而以无为为之，故国有亡主，而世无废道；人有困穷，而理无不通。由此观之，无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应物无穷，任人之才，难以至治。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干舟而浮于江湖；伊尹，贤相也，而不能与胡人骑原马而服驹余；孔、墨博通，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榛薄险阻也。由此观之，则人知之于物也浅矣，而欲以遍照海内，存万方，不因道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达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角各>伸钩，索铁歙金，椎移大牺，水杀鼋鼍，陆捕熊罴；然汤革车三百乘，困之鸣条，擒之焦门。由此观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为治，勇不足以为强，则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陷井之无鼋鼍，隘也；园中之无修木，小也。夫举重鼎者，力少而不能胜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群无绝梁，万人之聚无废功。

如今权衡规矩这些度量衡，一旦制定就不改变，不为秦国、楚国而改变节度，不为胡人、越人而改变面貌，经常保持一致而不偏邪，端正运行而不流失，一天制定出来，万代流传下去，而且是以无为的方式来做到的，所以国家有灭亡的君主，而世间没有废弃的法则；人有困顿穷困的时候，而天理没有不通达的。由此看来，无为是道的根本。所以掌握了道的根本，就能应对万物无穷的变化，如果只凭个人的才能，很难达到完美的治理。商汤、周武王是圣明的君主，却不能像越国人那样乘着独木舟漂浮在江湖之上；伊尹是贤能的宰相，却不能像胡人那样骑着烈马驯服野马；孔子、墨子博古通今，却不能像山民那样出入灌木丛生的险阻之地。由此看来，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浅薄的，如果想普照天下、保存万方，却不顺应道的规律，而专门依靠自己的才能，那就一定会陷入困境而无法通达。所以智慧不足以治理天下。夏桀的力量，能拉断牛角、拉直铁钩，扭弯铁索、揉合金属，推移大牛，在水中杀死鼋鼍，在陆地捕捉熊罴；然而商汤只用三百辆兵车，就把他围困在鸣条，擒获在焦门。由此看来，勇力不足以维持天下。智慧不足以用来治理，勇力不足以用来逞强，那么个人的才能不足以单独信任，这是很明显的。而统治人民的君主不下庙堂，却能知道四海之外的事情，是因为凭借事物来认识事物，凭借他人来了解他人。所以积聚众人的力量来举事，就没有不胜利的；集结众人的智慧来做事，就没有不成功的。陷阱里没有鼋鼍，是因为陷阱狭窄；庭院里没有高大的树木，是因为庭院太小。抬起沉重的宝鼎，力气小的人不能胜任，但等到要移动它时，并不只依靠力气大的人。所以千人的群体不会被桥梁阻断，万人的聚集不会荒废功业。

夫华骝、绿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鸱夜撮蚤蚊，察分秋豪，昼日颠越，不能见丘山，形性诡也。夫蛇游雾而动，应龙乘云而举，猿得木而捷，鱼得水而鹜。故古之为车也，漆者不画，凿者不斫，工无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职，不得相奸，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职事不曼。夫责少者易偿，职寡者易守，任轻者易权。上操约省之分，下效易为之功，是以君臣弥久而不相厌。君人之道，其犹零星之尸也，俨然玄默，而吉祥受福。是故得道者不为丑饰，不为伪善，一人被之而不袤，万人蒙之而不褊。是故重为惠，若重为暴，则治道通矣。为惠者，尚布施也。无功而厚赏，无劳而高爵，则守职者懈于官，而游居者亟于进矣。为暴者，妄诛也。无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则修身者不劝善，而为邪者轻犯上矣。故为惠者生奸，而为暴者生乱。奸乱之俗，亡国之风。是故明主之治，国有诛者而主无怒焉，朝有赏者而君无与焉。诛者不怨君，罪之所当也；赏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诛赏之来，皆在于身也。故务功修业，不受赣于君。是故朝廷芜而无迹，田野辟而无草。故太上，下知有之。桥直植立而不动，俯仰取制焉；人主静漠而不躁，百官得修焉。譬而军之持麾者，妄指则乱矣。慧不足以大宁，智不足以安危，与其誉尧而毁桀也，不如掩聪明而反修其道也。

华骝、绿耳这样的骏马，一天能跑千里，但是如果让它们去捕捉兔子，还不如豺狼，这是因为技能不同。鸱鸮在夜里能抓取跳蚤和蚊子，能看清秋天鸟兽新长的细毛，但在白天却东倒西歪，连山丘都看不见，这是因为形体本性各异。螣蛇在雾气中游动，应龙乘着云雾腾飞，猿猴得到树木就敏捷，鱼儿得到水就奔驰。所以古代制造车辆，上漆的人不作画，凿孔的人不砍削，工匠没有两种手艺，士人不起兼官职，各自坚守自己的职责，不得互相干涉，人人都得到适宜的安排，物物都得到安宁。因此器械不粗劣，而职责事务不懈怠。责任少的容易偿还，职务少的容易坚守，负担轻的容易权衡。君主掌握简约省事的本分，臣下效力于容易做出的功绩，因此君臣相处越久越不互相厌倦。统治人民的道理，就像祭祀零星之神的替身一样，庄严静默，而吉祥受福。所以得道的人不为丑恶作粉饰，不伪装善良，一个人披戴它不觉得宽大，万人蒙受它不觉得狭窄。因此，把施恩惠看得像施暴政一样慎重，那么治理国家的道路就通畅了。施恩惠的人，崇尚布施。没有功劳而给予重赏，没有劳苦而给予高爵，那么坚守职责的人就会在官位上懈怠，而游手好闲的人就会急于求进。施暴政的人，是胡乱杀戮。没有罪的人却被处死，行为正直的人却受刑罚，那么修身养性的人就不会勉力行善，而作恶的人就会轻易冒犯君上。所以施恩惠会产生奸邪，施暴政会产生混乱。奸邪混乱的风俗，是亡国的风气。因此明君的治理，国家有被杀的人而君主没有愤怒，朝廷有受赏的人而君主没有私心参与。被杀的人不怨恨君主，因为是罪有应得；受赏的人不感激君上，因为是功劳所致。百姓知道惩罚和赏赐的到来，都取决于自身。所以致力于建功立业，不接受君主的私恩。因此朝廷荒芜而没有杂乱的足迹，田野开辟而没有杂草。所以最上等的统治，臣民只知道有君主的存在。桥梁的柱子直立不动，人们俯仰都以此为标准；君主清静淡泊而不急躁，百官就能各修其职。这就像军队中拿着指挥旗的人，如果胡乱指引就会引起混乱。聪慧不足以带来大太平，智慧不足以转危为安，与其赞誉尧而诋毁桀，不如掩盖聪明而反过来修持天道。

清静无为，则天与之时；廉俭守节，则地生之财；处愚称德，则圣人为之谋。是故下者万物归之，虚者天下遗之。夫人主之听治也，清明而不暗，虚心而弱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于是乃始陈其礼，建以为基。是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虽幽野险途，则无由惑矣。

清静无为，上天就会给予时宜；廉洁俭朴坚守节操，大地就会生长财富；处于愚拙而称颂道德，圣人就会为之出谋划策。所以处于低下地位的，万物都会归附它；保持虚空状态的，天下都会赠予它。君主听政治理，要清明而不昏暗，虚心而弱化意志。因此群臣像车辐聚集于车毂一样并肩前进，无论愚笨、聪明、贤能、不肖，没有不竭尽其才能的。于是这才开始陈设礼仪，建立它作为根基。这是凭借众人的权势作为车子，驾驭众人的智慧作为骏马。即使是幽深荒野、险阻道路，也无从产生迷惑了。

人主深居隐处以避燥湿，闺门重袭以避奸贼，内不知闾里之情，外不知山泽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见十里之前，耳不能闻百步之外；天下之物，无不通者，其灌输之者大，而斟酌之者众也。是故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知天道，乘众人之智，则天下之不足有也。专用其心，则独身不能保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万人之所利。夫举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载之上，弗重也，错之前，弗害也，举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厌。

君主深居在隐秘的地方来避开燥湿，宫门重重关闭来避开奸贼，对内不知道里弄街巷的实情，对外不知道山陵沼泽的地形，帷幕之外，眼睛看不见十里之前，耳朵听不到百步之外；然而天下的事物，没有不通晓的，这是因为向他灌输信息的人多，而为他斟酌考量的人众。所以不出门户就能知道天下大事，不看窗外就能知道天道规律，凭借众人的智慧，那么天下就不难占有了。如果只用自己的心思，那么连自身都不能保全。因此君主用道德来覆盖天下，不推行自己的智巧，而顺应万民的利益。推举天下而能得到利益，所以百姓拥戴君主在上位，不觉得沉重；安置在面前，不觉得妨害；推举他，不觉得太高；推崇他，不觉得厌倦。

主道员者，运转而无端，化育如神，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臣道员者，运转而无方，论是而处当，为事先倡，守职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各得其宜，处其当，则上下有以相使也。夫人主之听治也，虚心而弱志，清明而不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则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问，故圣；武王勇而好问，故胜。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千钧之重，乌获不能举也；众人相一，则百人有余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则乌获不足恃；乘众人之制者，则天下不足有也。

君主的法则是圆通的，运转而没有端倪，化育如同神妙，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臣子的法则是方正的，运转而没有偏差，讨论是非而处理得当，做事率先倡导，坚守职责分明，以此建立成功。所以君臣遵循不同的法则国家就治理，遵循相同的法则国家就混乱。各自得到适宜的安排，处于妥当的位置，那么上下就能互相使唤。君主听政治理，要虚心而弱化意志，清明而不昏暗。因此群臣像车辐聚集一样并肩前进，无论愚笨、聪明、贤能、不肖，没有不竭尽其才能的，那么君主就得到了控制臣子的方法，臣子就得到了侍奉君主的途径，治理国家的道理就显明了。周文王聪慧而好问，所以成为圣人；周武王勇敢而好问，所以取得胜利。凭借众人的智慧，就没有不能胜任的；使用众人的力量，就没有不胜利的。千钧的重量，大力士乌获也不能独自举起；如果众人齐心协力，那么一百个人还有多余的力量。因此只任用一个人的力量，那么乌获也不足凭恃；凭借众人的体制，那么天下就不难占有了。

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夫推而不可为之势，而不修道理之数，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当世之主乎！夫载重而马羸，虽造父不能以致远；车轻马良，虽中工可使追速。是故圣人举事也，岂能拂道理之数，诡自然之性，以曲为直，以屈为伸哉！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之也。是以积力之所举，无不胜也，而众智之所为，无不成也。聋者可令嚼筋，而不可使有闻也；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处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胜其任，则举之者不重也；能称其事，则为之者不难也。毋小大修短，各得其宜，则天下一齐，无以相过也。圣人兼而用之，故无弃才。人主贵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执正营事，则谗佞奸邪无由进矣。譬犹方员之不相盖，而巨直之不相入。夫鸟兽之不可同群者，其类异也；虎鹿之不同游者，力不敌也。是故圣人得志而在上位，谗佞奸邪而欲犯主者，譬犹雀之见，而鼠之遇狸也，亦必无余命也。

大禹疏通长江黄河，为天下兴利除弊，却不能使水向西流；后稷开辟土地垦除杂草，带领百姓努力务农，却不能使庄稼在冬天生长。难道是他们的人事努力没有尽到吗？是客观势态不允许啊。推行不可为的势态，而不遵循道理的规律，即使是神圣的人也不能成就功业，更何况是当今的君主呢！载重而马匹瘦弱，即使是造父也不能走得远；车子轻便而马匹优良，即使是中等水平的车夫也能追赶快速。所以圣人兴办事情，难道能违背道理的规律，违背自然的本性，把弯曲的当成笔直，把屈曲的当成伸展吗？无不是顺应它们原有的资质而加以利用。因此积聚众人的力量来举事，就没有不胜利的，集结众人的智慧来做事，就没有不成功的。聋子可以让他嚼牛筋，却不能让他听声音；哑巴可以让他看守门户，却不能让他说话。形体有所不周全，而才能也有所不容纳。所以有一种形体的人处在一个位置，有一种才能的人担任一件事。力量能胜任他的职责，那么承担的人就不觉得沉重；才能相称他的工作，那么做的人就不觉得困难。无论大小长短，各自得到适宜的安排，那么天下就整齐划一，没有什么可以互相超越的了。圣人兼容并包地使用他们，所以没有废弃的人才。君主看重公正而崇尚忠诚，忠诚公正的人在上位，主持正义管理事务，那么谗佞奸邪就无从进入了。这就像方和圆不能互相覆盖，曲和直不能互相契合一样。鸟和兽不能同群，是因为它们的类别不同；老虎和鹿不能同游，是因为力量不相匹敌。所以圣人得志而在上位，谗佞奸邪想要侵犯君主的，就像麻雀遇见鹞鹰，老鼠遇见狐狸一样，也必定没有活命了。

是故人主之一举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和，群臣亲，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乱。故一举而不当，终身伤。得失之道，权要在主。是绳正于上，木直于下，非有事焉，所缘以修者然也。故人主诚正，则直士任事，而奸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则邪人得志，忠者隐蔽矣。夫人主之所以莫扌瓜玉石而扌瓜瓜瓠者，何也？无得于玉石，弗犯也。使人主执正持平，如从绳准高下，则群臣以邪来者，犹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灵王好细要，而民有杀食自饥也；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由此观之，权势之柄，其以移风易俗矣。尧为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为治，而势可以易俗明矣。《书》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此之谓也。

因此君主的一举一动，不可不谨慎。所任用的人得到了合适的人选，那么国家就治理，上下和睦，群臣亲近，百姓归附。所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选，那么国家就危险，上下乖离，群臣怨恨，百姓混乱。所以一次举措不当，终身都会受到伤害。得失的道理，权柄关键在于君主。这就像墨线在上面拉直，木料在下面就锯直，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作为，而是因为所顺应的修治标准是这样的。所以君主如果真的端正，那么正直的士人就会担任事务，而奸邪的人就会潜伏隐匿；君主如果不端正，那么邪恶的人就会得志，忠诚的人就会隐蔽起来。君主之所以没有人去抓摸玉石而都去抓摸瓜瓠，为什么呢？因为在玉石上得不到好处，就不去冒犯它。如果君主执守公正保持平衡，如同顺从墨线衡量高低，那么群臣带着邪念来的，就像用鸡蛋碰石头，用火投进水里。所以楚灵王喜欢细腰，百姓中就有人节食挨饿；越王勾践喜欢勇敢，百姓就都身处危难争相效死。由此看来，权势的柄，是可以用来移风易俗的。尧如果是平民，不能用仁德感化一个里弄；夏桀处于君位，却能令行禁止。由此看来，贤德不足以用来治理，而权势可以改变风俗，这是很明显的。《尚书》说：“一人有喜庆，万民都依赖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天下多眩于名声，而寡察其实。是故处人以誉尊，而游者以辩显，察其所尊显，无它故焉，人主不明分数利害之地，而贤众口之辩也。治国则不然，言事者必究于法，而为行者必治于官。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其业以效其功，言不得过其实，行不得逾其法。群臣辐凑，莫敢专君。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国佐治，必参五行之，阴考以观其归，并用周听，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党一事。是以中立而遍，运照海内，群臣公正，莫敢为邪，百官述职，务致其公迹也。主精明于上，官劝力于下，奸邪灭迹，庶功日进，是以勇者尽于军。乱国则不然。有众咸誉者无功而赏，守职者无罪而诛。主上暗而不明，群臣党而不忠，说谈者游于辩，修行者竞于住。主上出令，则非之以与；法令所禁，则犯之以邪。为智者务于巧诈，为勇者务于斗争。大臣专权，下吏持势，朋党周比，以弄其上。国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职，而被甲兵，不随南亩而有贤圣之声者，非所以教于国也。骐骥耳，天下之疾马也，驱之不前，引之不止，虽愚者不加体焉。今治乱之机，辙迹可见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权势者，人主之车舆；爵禄者，人臣之辔衔也。是故人主处权势之要，而持爵禄之柄，审缓急之度，而适取予之节。是以天下尽力而不倦。

天下人大多被名声所迷惑，而很少考察其实际。所以居家的人凭名誉得到尊崇，游说的人凭辩才显赫，考察他们之所以被尊崇显赫，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君主不明白职责本分和利害的界限，而认为众人之口的辩说是贤能。治理国家则不是这样，谈论政事的人必须探究于法律，而有所行为的人必须受治于官职。君主掌握名号来责求其实效，臣子坚守自己的行业来呈献其功绩，言论不得超过其实际，行为不得逾越其法律。群臣像车辐聚集，没有人敢专断君主。事情如果不在法律规定中，却可以便利国家辅助治理，必须多方参考推行，暗中考察以观察其归宿，并用广泛听取意见的方法，来观察其变化。不偏袒一端，不偏袒一事。因此中立而周遍，运转照耀海内，群臣公正，不敢做邪恶的事，百官陈述职守，务必致力于他们公正的业绩。君主在上面精明，官吏在下面勉力，奸邪消灭形迹，各种功业天天进步，所以勇敢的人在军队中竭尽全力。混乱的国家就不是这样。有众人共同赞誉的人没有功劳却受赏，坚守职责的人没有罪过却被杀。君主昏庸而不精明，群臣结党而不忠诚，说客游说于辩才，修行的人竞争于退隐。君主发出命令，就用私议来非难它；法令所禁止的，就用邪恶来触犯它。聪明的人致力于巧妙欺诈，勇敢的人致力于争斗。大臣专权，下属官吏把持权势，朋党勾结，来戏弄他们的君上。国家虽然好像存在，古代的人却说它已经灭亡了。而且不担任官职，却披挂铠甲兵器，不跟随农田耕作却有贤圣的名声，这不是用来教化国家的方法。骐骥、騄耳是天下的疾驰骏马，但如果驱赶它它不前进，牵引它它不止步，即使是愚笨的人也不会骑它。如今治理和混乱的枢机，车辙痕迹是显而易见的，而当世的君主没有谁能察觉它，这就是治理之道之所以阻塞的原因。权势是君主的车舆；爵禄是臣子的缰绳和嚼子。因此君主处于权势的要害，而掌握爵禄的权柄，审察缓急的限度，而适合取予的节制。因此天下人尽力而不知疲倦。

夫臣主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亲也，而竭力殊死，不辞其躯者，何也？势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让，中行文子之臣。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让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与赵襄子战于晋阳之下，身死为戮，国分为三。豫让欲报赵襄子，漆身为厉，吞炭变音，レ齿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两主，或背而去，或欲身徇之，岂其趋舍厚薄之势异哉？人之恩泽使之然也。纣兼天下，朝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宾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禽之于牧野。岂周民死节，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义德厚而号令行也。夫疾风而波兴，木茂而鸟集，相生之气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于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于臣也。君臣之施者，相报之势也。是故臣尽力死节以与君，君计功垂爵以与臣。是故君不能赏无功之臣，臣亦不能死无德之君。君德不下流于民，而欲用之，如鞭蹄马矣。是犹不待雨而熟稼，必不不可之数也。

臣子与君主相处，并没有父子那样的深厚感情，骨肉那样的亲情，却能竭尽全力决一死战，不推辞牺牲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呢？是权势使他们这样的。从前豫让是中行文子的臣子。智伯讨伐中行氏，吞并了他的土地。豫让背弃了他的主人而臣事智伯。智伯与赵襄子在晋阳城下交战，身死被杀，国家被分为三。豫让想要报复赵襄子，用漆涂身使皮肤溃烂，吞下炭火改变声音，拔掉牙齿改变面貌。以一个人的心志而侍奉两个君主，有的背弃而离去，有的想要以身殉国，难道是他们趋向取舍、厚薄的势态不同吗？是人君的恩泽使他们这样的。商纣王兼并天下，使诸侯朝拜，人迹所到之处，船只所通之所，没有不宾服的。然而周武王只用甲卒三千人，就在牧野擒获了他。难道是周国的百姓为节义而死，而殷商的百姓背叛吗？是因为周武王的正义道德深厚而号令能够推行。疾风吹过而波浪兴起，树木茂盛而鸟儿聚集，这是相辅相成的气势。因此臣子在君主那里得不到他所想要的，君主也不能在臣子那里得到他所要求的。君臣之间的施予，是互相报答的势态。所以臣子尽力死节来给予君主，君主计算功劳授予爵位来给予臣子。所以君主不能赏赐没有功劳的臣子，臣子也不能为没有德行的君主效死。君主的德行不向下流布到百姓，却想要使用他们，就像鞭打不肯走的马一样。这就像不等待下雨而想要庄稼成熟，必定是行不通的规律。

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静则下不扰矣，俭则民不怨矣；下扰则政乱，民怨则德薄；政乱则贤者不为谋，德薄则勇者不为死。是故人主好鸷鸟猛兽，珍怪奇物，狡躁康荒，不爱民力，驰骋田猎，出入不时，如此，则百官务乱，事勤财匮，万民悉苦，生业不修矣。人主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黼黻文章，

统治人民的道理，是处于清静来修养自身，俭朴节约来率领下属。清静那么下面就不受扰乱，俭朴那么百姓就不怨恨；下面受扰乱那么政治就混乱，百姓怨恨那么德行就薄弱；政治混乱那么贤能的人就不为之出谋划策，德行薄弱那么勇敢的人就不为之效死。因此君主如果喜好鸷鸟猛兽、珍怪奇物，狡诈急躁、荒淫无度，不爱惜民力，奔驰打猎，出入没有定时，像这样，那么百官就会事务混乱，劳役频繁而财物匮乏，万民都受苦，生产家业不能修治了。君主如果喜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华丽的衣服花纹，

绮绣，宝玩珠玉；则赋敛无度，而万民力竭矣。尧之有天下也，非贪万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为百姓力征，强凌弱，众暴寡，于是尧乃身服节俭之行，而明相爱之仁，以和辑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断，大路不画，越席不缘，大羹不和，粢食不？16。巡狩行教，勤劳天下，周流五岳。岂其奉养不足乐哉！举天下而以为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悯，举天下而传之舜，犹却行而脱屣也。衰世则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处人主之势，则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专在宫室台榭，陂池苑囿，猛兽熊罴，玩好珍怪。是故贫民糟糠不接于口，而虎狼熊罴厌刍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宫室衣锦绣。人主急兹无用之功，百姓黎民，憔悴于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

丝绸锦绣、宝玩珠玉；则赋税征敛就会没有限度，而万民的力气就用尽了。唐尧拥有天下，并不是贪图万民的财富而安享君主的地位，而是因为百姓极力争夺，强者欺凌弱者，人多暴虐人少，于是唐尧就亲自实行节俭的行为，而阐明相爱的仁德，来和睦聚集他们。所以茅草屋顶不修剪，柞木椽子不砍削，天子的车子不画花纹，草席不包边，肉汁不调味，黍稷之食不精细。巡视天下推行教化，为天下人辛勤劳作，周游五岳。难道是他的奉养不足以享乐吗！把天下托付给社稷，并不是对自己有利。年纪衰老心志忧悯，把天下禅让给虞舜，就像倒退着走而脱掉鞋子一样。衰败的世代就不是这样。一旦拥有天下的财富，处于君主的权势，就竭尽百姓的力量，来奉养耳目的欲望，心思专门在宫室台榭、池塘园林、猛兽熊罴、玩好珍怪上。所以贫民连糟糠都吃不上，而虎狼熊罴却吃厌了牛羊肉；百姓的粗布短衣不完整，而宫室却披着锦绣。君主急于这些无用的工程，百姓黎民在天下憔悴不堪。因此使天下人不能安顿他们的本性。

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延颈举踵而望也。是故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断。是故贤主之用人也，犹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为舟航柱梁，小者以为楫楔，修者以为阎榱，短者以为朱儒开栌。无小大修短，各得其所宜；规矩方圆，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于鸡毒，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犹无可弃者，而况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举，乡曲之所不誉，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职也。鹿之上山，獐不能也，及其下，牧竖能追之；才有所修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责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轻。是故审豪厘计者，必遗天下之大数；不失小物之选者，惑于大数之举。譬犹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捕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国，继绝世，志在直道正邪，决烦理，而乃责之以闺阁之礼，奥之间；或佞巧小具，谄进愉说，随乡曲之俗，卑下众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权，治乱之机。是犹以斧赞刂毛，以刀伐木也，皆失其宜矣。

君主所处的位置，如同日月的明亮。天下人共同斜着眼看他，侧着耳朵听他，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望着他。所以不淡泊就无法显明德行，不宁静就无法达到远大，不宽大就无法兼包覆盖，不慈厚就无法怀柔大众，不平正就无法制定决断。所以贤明的君主用人，就像巧匠制作木器，大的用来做船只柱梁，小的用来做船桨木楔，长的用来做檐椽，短的用来做短柱斗拱。无论大小长短，各自得到适宜的安排；规矩方圆，各自有所施展。天下的物品，没有比乌头更毒的，然而良医用口袋把它收藏起来，是因为有所用处。所以山林灌木的木材，尚且没有可以丢弃的，更何况是人呢？如今朝廷不推举、乡里不赞誉的人，并不是那个人不贤，而是让他做官的职位不符合他的职责。鹿上山时，獐子不能追赶它，等到它下山，牧童就能追上它；这是因为才能有长处和短处。所以有大谋略的人，不能苛求他敏捷巧妙；有小聪明的人，不能委任他重大功业。人有他的才能，物有它的形状，有的任用一件事就太重，有的任用百件事还嫌轻。所以审察毫厘计算的人，必定遗漏天下的大数；不失掉小物品选择的人，会对大数目的举措感到迷惑。这就像不能让野猫去搏斗牛，不能让老虎去捕捉老鼠一样。如今人的才能，有的想要平定九州，合并疆外，保存危险的国家，继承绝嗣的世代，志在伸张正义纠正邪恶，解决烦杂整理混乱，却用闺阁的礼节、内室的琐事来责求他；有的只有谄媚巧妙的小才能，谄媚求进取悦他人，随顺乡里的习俗，降低众人的耳目，却委任他天下的权力、治乱的枢机。这就像用斧头剃毛，用小刀伐木一样，都失去了它们的适宜。

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智虑，以天下之力争。是故号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闻。百官修同，群君辐凑，喜不以赏赐，怒不以罪诛。是故威立而不废，聪明光而不蔽，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达而不暗，善否之情，日陈于前而无所逆。是故贤者尽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泽兼覆而不偏，群臣劝务而不怠，近者安其性，远者怀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舆马者，足不劳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绝江海。夫人主之情，莫不欲总海内之智，尽众人之力，然而群臣志达效忠者，希不困其身。使言之而是，虽在褐夫刍荛，犹不可弃也；使言之而非也，虽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庙堂之上，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是明主之听于群臣，其计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不责其辩。暗主则不然。所爱习亲近者，虽邪枉不正，不能见也；疏远卑贱者，竭力尽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穷之以辞，有谏者诛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内，存万方，是犹塞耳而听清浊，掩目而视青黄也，其离聪明则亦远矣！

君主，是用天下的眼睛来看，用天下的耳朵来听，用天下的智慧来思考，用天下的力量来争胜。所以号令能够向下贯彻，而臣子的实情能够向上听闻。百官整治协同，群臣像车辐聚集，高兴时不胡乱赏赐，愤怒时不胡乱惩罚。所以威严确立而不废弛，聪明光大而不被蒙蔽，法令明察而不苛刻，耳目达通而不昏暗，好坏的实情，天天陈列在面前而没有违逆。所以贤能的人竭尽他们的智慧，而不肖的人竭尽他们的力量。德泽兼包覆盖而不偏私，群臣勉力工作而不懈怠，近处的人安顿他们的本性，远处的人怀念他们的德行。之所以这样，为什么呢？是因为得到了用人的方法，而不依靠自己的才能。所以凭借车马的人，脚不劳累而能到达千里之外；乘船只的人，不会游泳而能横渡江海。君主的心情，没有不想汇总海内的智慧，竭尽众人的力量的，然而群臣表达心志效忠的人，很少有不使自身陷入困境的。假使说得对，即使是穿粗布衣服的平民、砍柴的人，也不可抛弃；假使说得不对，即使是卿相君主，在庙堂之上指点江山，也未必可用。是非的所在，不能用贵贱尊卑来论定。所以明君听取群臣的意见，只要他的计策可用，就不以他的地位低下为耻；只要他的言论可行，就不苛求他的口才。昏君就不是这样。所喜爱亲近的人，即使邪恶不正，也看不见；疏远卑贱的人，竭力尽忠，也看不见。有说话的人就用言辞来困住他，有进谏的人就用罪名来诛杀他。像这样却想要照耀海内，保存万方，这就像塞住耳朵来听清浊的声音，蒙住眼睛来看青黄的颜色，他们距离聪明也就太远了！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县法者，法不法也；设赏者，赏当赏也。法定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刂有司，使无专行也；法籍礼仪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人莫得自恣，则道胜；道胜而理达矣，故反于无为。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其言莫从己出也。夫寸生于粟，々生于日，日生于形，形生于景，此度之本也。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此声之宗也。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于本者不乱于末，睹于要者不惑于详。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所谓亡国，非无君也，无法也。变法者，非无法也，有法者而不用，与无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故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法律，是天下的度量衡，是君主的准绳。悬挂法律，是为了惩罚不守法的人；设立赏赐，是为了奖赏应当奖赏的人。法律制定之后，符合标准的给予赏赐，违反准绳的给予惩罚。尊贵的人不减轻他们的惩罚，而卑贱的人不加重他们的刑罚，犯法的人即使贤能也必须惩处，符合标准的人即使不肖也必定无罪，所以公道畅通而私道阻塞了。古代设置官吏，是用来禁止百姓，使他们不能放纵自己；设立君主，是用来监督官吏，使他们不能专断独行；法律典籍和礼仪，是用来限制君主，使他不能擅自决断。人人不能放纵自己，那么天道就战胜；天道战胜那么道理就通达，所以回归到无为。无为，并不是说凝滞而不动，而是因为言论不从自己主观发出。寸产生于粟粒，分产生于日影，日影产生于形体，形体产生于光景，这是度量的根本。音乐产生于声音，声音产生于音律，音律产生于风气，这是声音的宗源。法律产生于道义，道义产生于大众的适宜，大众的适宜符合于人心，这是治理的要领。所以通晓根本的人不会被枝节所扰乱，看到要领的人不会被细节所迷惑。法律，不是从天坠落，不是从地生长，产生于人间，而反过来纠正自己。所以自己有的不非难别人，自己没有的不求之于别人。在下面确立的，不在上面废弃；在百姓中禁止的，不在自己身上施行。所谓亡国，不是没有君主，而是没有法律。改变法律的人，不是没有法律，而是有法律却不用，这与没有法律相等。因此君主立法，先自己作为检查的格式和表率，所以命令能推行于天下。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故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圣主之治也，其犹造父之御。齐辑之于辔衔之际，而急缓之于唇吻之和；正度于胸臆之中，而执节于掌握之间；内得于心中，外合于马志。是故能进退履绳，而旋曲中规；取道致远，而气力有余。诚得其术也。是故权势者，人主之车舆也；大臣者，人主之驷马也。体离车舆之安，而手失驷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舆马不调，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为治。执术而御之，则管、晏之智尽矣；明分以示之，则庶、乔之奸止矣。夫据除而窥井底，虽达视犹不能见其晴，借明于鉴以照之，则寸分可得而察也。是故明主之耳目不劳，精神不竭，物至而观其象，事来而应其化，近者不乱，远者治也。是故不用适然之数，而行必然之道，故万举而无遗策矣。今夫御者，马体调于车，御心和于马，则历险致远，进退周游，莫不如志。虽有骐骥耳之良，臧获御之，则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故治者不贵其自是，而贵其不得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夺，毋曰不争。如此，则人材释而公道行矣。美者正于度，而不足者建于用，故海内可一也。夫释职事而听非誉，弃公劳而用朋党，则奇材佻长而干次，守官者雍遏而不进。如此，则民俗乱于国，而功臣争于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执下，释之而不用，是犹无辔衔而驰也，群君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术则制人，无术则制于人。吞舟之鱼，荡而失水，则制于蝼蚁，离其居也；猿失木，而禽于狐狸，非其处也。君人者释所守而与臣下争，则有司以无为持位，守职者以从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转任其上矣。夫富贵者之于劳也，达事者之于察也，骄恣者之于恭也，势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为之，则智日困而自负其责也。数穷于下，则不能伸理；行堕于国，则不能专制。智不足以为治，威不足以行诛，则无以与天下交也。喜怒形于心者，欲见于外，则守职者离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从风，赏不当功，诛不应罪，上下离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执政阿主，而有过则无以责之。有罪而不诛，则百官烦乱，智弗能解也；毁誉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则人主逾劳，人臣逾逸，是犹代庖宰剥牲，而为大匠斫也。与马竞走，筋绝而弗能及，上车执辔，则马？17于衡下。故伯乐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无御相之劳而致千里者，乘于人资以为羽翼也。是故君人者，无为而有守也，有为而无好也。有为则谗生，有好则谀起。昔者齐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饵之；虞君好宝，而晋献以璧马钓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乐诱之。是皆以利见制于人也。故善建者不拔。夫火热而水灭之，金刚而火销之，木强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胜也。故中欲不出谓之扃，外邪不入谓之塞。中扃外闭，何事之不节！外闭中扃，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后能用之，弗为而后能为之。精神劳则越，耳目淫则竭。故有道之主，灭想去意，清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循名责实，使有司，任而弗诏，责而弗教，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宝。如此，则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摄权势之柄，其于化民易矣。卫君役子路，权重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怯服勇而愚制智，其所托势者胜也。故枝不得大于，末不强于本，则轻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属于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属于大也。是故得势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约，所制甚广。是故十围之木，持千钧之屋；五寸之键，制开阖之门。岂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义从风，而为之服役者不过数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则天下遍为儒、墨矣。楚庄王伤文无畏之死于宋也，奋袂而起，衣冠相连于道，遂成军宋城之下，权重也。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赵武灵王贝带寿而朝，赵国化之。使在匹夫布衣，虽冠獬冠，带贝带、寿而朝，则不免为人笑也。夫民之好善乐正，不待禁诛而自中法度者，万无一也。下必行之令，从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阴未移，而海内莫不被绳矣。故握剑锋，以离北宫子，司马蒯蒉不使应敌；操其觚，招其末，则庸人能以制胜。今使乌获、藉蕃从后牵牛尾，尾绝而不从者，逆也；若指之桑条以贯其鼻，则五尺童子，牵而周四海者，顺也。夫七尺之桡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为资；天子发号，令行禁止，以众为势也。夫防民之所害，开民之所利，威行也，若发咸决唐。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风而驰易以远。桓公立政，去食肉之兽，食粟之鸟，系之网，三举而百姓说。纣杀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昔斤>朝涉者之胫而万民叛，再举而天下失矣。故义者，非能遍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从风；暴者，非尽害海内之众也，害一人而天下离叛。故桓公三举而九合诸侯，纣再举而不得为匹夫。故举错不可不审。

圣明君主的治理，就像造父驾驭马车。在缰绳和嚼子之间协调一致，在嘴唇的呼应中控制急缓；在胸怀中确定法度，在手掌中掌握节奏；内心领会，外与马的意志相合。所以能够进退符合绳墨，旋转弯曲符合规矩；取道走远，而气力还有余。这确实是得到了驾驭的方法。所以权势是君主的车舆；大臣是君主的驷马。身体离开车舆的安稳，而手失去对驷马的控制，却能不危险的，古今未有也。所以车马不协调，王良也不能上路；君臣不和睦，唐尧、虞舜也不能治理好。掌握方法来驾驭他们，那么管仲、晏婴的智慧就能全部发挥；明确职责来向他们展示，那么盗跖、庄蹻的奸恶就会停止。靠着台阶窥视井底，即使视力极好也不能看清眼珠，借用镜子的明亮来照耀它，那么分寸都可以察觉。所以明君的耳目不劳累，精神不枯竭，事物到来就观察它的形象，事情发生就适应它的变化，近处不混乱，远处得到治理。所以不用偶然的方法，而推行必然的规律，所以万次举措而没有遗漏的策略。如今驾车的人，马的身体与车协调，驾车的心与马相和，那么经历险阻到达远方，进退周旋，没有不如意的。虽然有骐骥、騄耳这样的良马，如果让奴隶去驾驭，那么马反而会放纵，而人不能控制它。所以治理国家的人不贵在自己认为对，而贵在使人不能作恶。所以说：不要使人产生欲望，不要说不追求，不要使人可以夺取，不要说不争夺。像这样，那么人才得以释放而公道得以推行。美好的事物用度量来纠正，不足的事物建立在实用上，所以海内可以统一。如果放弃职责事务而听信毁誉，抛弃公劳而任用朋党，那么奇特的人才就会越级干预，坚守官职的人就会被阻塞而不能晋升。像这样，那么民俗在国中混乱，而功臣在朝廷争斗。所以法律度量，是君主用来控制下属的，放弃它而不用，这就像没有缰绳和嚼子而奔驰，群臣百姓反而戏弄他们的君上。所以有方法就能控制人，没有方法就被控制于人。吞舟的大鱼，激荡而失去水，就会被蝼蚁控制，因为离开了它的居所；猿猴失去树木，就会被狐狸擒获，因为不在它的处所。统治人民的君主放弃所坚守的而与臣下争斗，那么官吏就会以无为来保持职位，坚守职责的人就会顺从君主来取悦。因此臣子隐藏智慧而不用，反而把事情转嫁给他们的君上。富贵的人对于劳苦，通达事务的人对于审察，骄横放纵的人对于恭敬，势态都比不上君主；统治人民的君主不任用能人而喜欢自己去做，那么智慧一天天困窘而自己承担责任。在下面方法穷尽，就不能伸张正理；在国中行为堕落，就不能专制。智慧不足以用来治理，威严不足以用来惩罚，就无法与天下交往。喜怒表现在心中，欲望显现在外面，那么坚守职责的人就会离开正道而阿谀奉承，官吏就会枉法而顺从风气，赏赐不相当于功劳，惩罚不对应于罪过，上下离心，而君臣互相怨恨。因此执政者阿谀君主，而有了过错就无法责备他。有罪而不惩罚，那么百官烦乱，智慧不能解决；毁誉萌生，而聪明不能照耀。不端正根本而反自然，那么君主越劳累，臣子越安逸，这就像代替厨师宰杀牲口，代替木匠砍削木头。与马赛跑，筋骨断裂也不能赶上，上车拿着缰绳，那么马就会在车衡下奔跑。所以伯乐相马，王良驾驭，明君乘坐，没有驾驭相马的劳累而能到达千里之外，是因为乘着别人的资质来作为羽翼。因此统治人民的君主，无为而有所坚守，有为而没有偏好。有为就会产生谗言，有偏好就会兴起阿谀。从前齐桓公喜好美味，易牙就烹煮他的大儿子来给他吃；虞国君主喜好宝物，晋献公就用玉璧和骏马引诱他；胡王喜好音乐，秦穆公就用女乐诱惑他。这都是因为利益而被别人控制。所以善于建立的人不拔除。火热而水灭它，金刚而火销它，木强而斧伐它，水流而土遏它，唯有造化者，万物不能战胜。所以内心的欲望不发出叫做扃，外来的邪气不进入叫做塞。内扃外闭，什么事情不节制！外闭内扃，什么事情不成功？不用然后能用它，不为然后能为它。精神劳累就会流散，耳目过度就会枯竭。所以有道的君主，消灭想法去掉意图，清静虚无以对待，不说夸耀的话，不做强夺的事，循名责实，使官吏各司其职，任用而不昭示，责备而不教导，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宝。像这样，那么百官的事情，各自有所坚守了。掌握权势的柄，对于化育百姓就容易了。卫国君主役使子路，是因为权力重；齐景公、齐桓公使管仲、晏婴为臣，是因为地位尊。胆怯的服从勇敢的，愚笨的受制于聪明的，是因为所托付的势态胜过他们。所以枝叶不能大于树干，末梢不能强于根本，那么轻重大小，就有以互相制约。就像五指属于手臂，搏击、援助、攫取、敏捷，没有不如意的。这是说小属于大。所以得到势的利益的人，所持的甚小，所保存的甚大；所守的甚约，所控制的甚广。所以十围的大木，支撑千钧的房屋；五寸的钥匙，控制开合的大门。难道是它们的材质巨大或微小足够吗？是因为所处的位置关键。孔丘、墨翟，修习先圣的学术，通晓六艺的理论，口中说他们的言论，身体力行他们的志向，仰慕正义顺从风气，而为他们服役的不过数十人。如果让他们处于天子的地位，那么天下就普遍成为儒家、墨家了。楚庄王哀痛文无畏死在宋国，甩袖而起，衣冠相连于道路，于是在宋国城下结成军队，是因为权力重。楚文王喜欢戴獬豸冠，楚国人就效仿他；赵武灵王系着贝带、戴着鹖冠上朝，赵国人就化育他。如果他们是平民百姓，即使戴着獬豸冠，系着贝带、戴着鹖冠上朝，也不免被人耻笑。百姓喜好善乐于正，不等待禁止惩罚而自己符合法度的，万中无一。下达必定推行的命令，顺从的人有利，违逆的人凶险，太阳的阴影还没有移动，而海内没有不被约束的。故握剑锋，以离北宫子，司马蒯聩不使应敌；操其觚，招其末，则庸人能以制胜。如今让乌获、藉蕃从后面牵牛尾，尾巴断了牛也不听从，是因为违逆了牛的本性；如果用桑树条穿过它的鼻子，那么五岁的童子，牵着它也能周游四海，是因为顺应了它的本性。七尺的桨能控制船的左右，是因为凭借水作为资助；天子发布号令，令行禁止，是因为凭借大众作为势态。防范百姓所受的祸害，开辟百姓所受的利益，威严就能推行，就像决开堤坝放水。所以顺流而下容易到达，背风而驰容易走远。齐桓公确立政治，去掉吃肉的野兽，吃谷物的鸟类，捕鱼的网，这三项举措推行而百姓高兴。商纣王杀害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恨，砍断早晨过河人的小腿而万民叛离，这两项举措推行而天下失去了。所以讲正义的人，不是能普遍有利于天下的百姓，而是有利于一个人而天下顺从风气；残暴的人，不是全部危害海内的大众，而是危害一个人而天下离散叛乱。所以齐桓公三项举措而九合诸侯，商纣王两项举措而不能成为平民。所以举措不可不审察。

人主租敛于民也。必先计岁收，量民积聚，知饥馑有余不足之数，然后取车舆衣食供养其欲。高台层榭，接屋连阁，非不丽也，然民有掘穴狭庐所以托身者，明主弗乐也。肥Ο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于口者，则明主弗甘也。匡床席，非不宁也，然民有处边城，犯危难，泽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惨怛于民也。国有饥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岁登民丰，乃始县钟鼓，陈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乐之，国无哀人。故古之为金石管弦者，所以宣乐也；兵革斧钺者，所以饰怒也；觞酌俎豆，酬酢之礼，所以效善也；衰菅屦，辟踊哭泣，所以谕哀也。此皆有充于内而成像于外。及至乱主，取民则不裁其力，求于下则不量其积，男女不得事耕织之业，以供上之求，力勤财匮，君臣相疾也。故民至于焦唇沸肝，有今无储，而乃始撞大钟，击鸣鼓，吹竽笙，弹琴瑟，是犹贯甲胄而入宗庙，被罗纨而从军旅，失乐之所由生矣。夫民之为生也，一人庶耒而耕，不过十亩，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时有涔旱灾害之患，无以给上之征赋车马兵革之费。由此观之，则人之生，悯矣！夫天地之大，计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积，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储，虽涔旱灾害之殃，民莫困穷流亡也。故国无九年之畜，谓之不足；无六年之积，谓之悯急；无三年之畜，谓之穷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节，自养有度，则得承受于天地，而不离饥寒之患矣。若贪主暴君，挠于其下，侵渔其民，以适无穷之欲，则百姓无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

君主向百姓征收租税。必须先计算一年的收获，衡量百姓的积蓄，知道饥荒年景有余和不足的数量，然后获取车马衣食来供养自己的欲望。高台层榭，接屋连阁，并不是不华丽，然而百姓有掘洞穴、住狭窄草屋来寄托身体的，明君就不感到快乐。肥肉甘脆，并不是不美味，然而百姓有连糟糠豆粟都吃不饱的，那么明君就不觉得甘甜。安适的床铺、温暖的席子，并不是不安宁，然而百姓有处于边城、冒着危难、死在荒野暴露尸骨的，明君就不感到安宁。所以古代统治人民的君主，他们对百姓怀着悲悯之心。国家有挨饿的人，君主吃饭就不吃两种以上的菜肴；百姓有挨冻的人，君主冬天就不穿皮衣。年成丰收百姓富足，才开始悬挂钟鼓，陈设干戚，君臣上下，同心协力而快乐，国家没有悲哀的人。所以古代制作金石管弦，是用来宣泄快乐的；兵器铠甲斧钺，是用来装饰愤怒的；觞酌俎豆，酬酢的礼节，是用来表达友善的；丧服草鞋，捶胸顿足哭泣，是用来表达悲哀的。这都是内心充满而在外表现出形象。等到混乱的君主，向百姓索取就不节制他们的力量，向下面求取就不衡量他们的积蓄，男女不能从事耕织的行业，来供给上面的要求，力量勤劳而财物匮乏，君臣互相痛恨。所以百姓到了焦唇沸肝、有今天没明天的地步，而君主才开始撞大钟、击鸣鼓、吹竽笙、弹琴瑟，这就像穿着铠甲进入宗庙，穿着丝绸跟随军队，失去了音乐产生的根源。百姓的谋生，一个人扶着犁耕作，不过十亩土地，中等田地的收获，一年的收成，不过每亩四石，妻子老弱，仰赖这些来生活，时常有涝灾旱灾的祸患，无法供给上面征收的赋税、车马、兵革的费用。由此看来，人的生活是多么可怜啊！天地之大，计算耕作三年而余下一年的粮食，大率九年而有三年的积蓄，十八年而有六年的积蓄，二十七年而有九年的储蓄，即使有涝灾旱灾的灾殃，百姓也没有困穷流亡的。所以国家没有九年的储蓄，叫做不足；没有六年的积蓄，叫做悯急；没有三年的储蓄，叫做穷乏。所以有仁慈的君主、明智的帝王，他们向下面索取有节制，自己奉养有法度，就能承受天地的恩泽，而不遭受饥寒的祸患。如果是贪婪的君主、残暴的君王，扰乱他们的下属，侵夺他们的百姓，来满足无穷的欲望，那么百姓就无法承受上天的和谐而践履大地的恩德了。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尧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は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孚}不得布于野；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溪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18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云至，而修封疆；虾蟆鸣燕降，而达路除道；阴降百泉，则修桥梁；张中，则务种谷；大火中，则种黍菽；虚中，则种宿麦；昴中，则收敛畜积，伐薪木。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应时修备，富国利民，实旷来远者，其道备矣。非能目见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于心，则官自备矣。心之于九窍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动静听视皆以为主者，不忘于欲利之也。故尧为善而众善至矣，桀为非而众非来矣。善积则功成，非积则祸极。

粮食，是百姓的根本；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国家，是君主的根本。因此君主，在上面顺应天时，在下面竭尽地利，在中间使用人力，所以万物得以生长，五谷得以繁殖，教导百姓养育六畜，按时种植树木，致力于修整田地，种植桑麻，土地的肥沃贫瘠、高低，各自顺应它们的适宜，丘陵山坡险阻不能生长五谷的地方，用来种植竹子木材。春天砍伐枯树，夏天采摘果实，秋天储藏蔬菜粮食，冬天砍伐柴薪，以此作为百姓的资助。所以活着没有缺乏的用品，死了没有弃尸荒野的尸体。所以先王的法律，打猎不包围整个兽群，不获取幼小的野兽。不抽干池水来捕鱼，不烧毁森林来打猎。豺狼没有祭祀野兽，捕兽的网具不得分布在野外；水獭没有祭祀鱼类，渔网不得放入水中；鹰隼没有搏击，罗网不得张设在溪谷；草木没有落叶，斧头不得进入山林；昆虫没有冬眠，不得用火烧田。怀孕的野兽不得杀害，鸟蛋不得掏取，鱼不满一尺长不得捕捞，猪不满一年不得食用。所以草木的萌发像蒸气一样茂盛，禽兽的归聚像泉水一样流淌，飞鸟的归来像烟云一样密集，是有方法招致它们的。所以先王的政治，四海 of 的云彩到来，就修整疆界；蛤蟆鸣叫燕子飞来，就疏通道路清除杂草；雨水降临百泉涌出，就修整桥梁；参宿在中天，就致力于种植谷物；大火星在中天，就种植黍子和豆类；虚宿在中天，就种植冬麦；昴宿在中天，就收敛储藏积蓄，砍伐柴木。上告于天，下公布于百姓。先王之所以顺应时令修整防备，富国利民，充实荒野招纳远人，他们的方法很完备了。并不是能亲眼看见、亲脚走到，而是想要有利于他们。想要有利于他们，不忘在心中，那么官吏自然会完备。心对于九窍四肢，不能亲自做一件事。然而动静听视都以心为主宰，是因为不忘想要有利于他们。所以唐尧行善而各种善事都到来，夏桀作恶而各种恶事都来临。善行积累那么功业成就，恶行积累那么祸患达到极点。

凡人之论，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员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鲜。所以心欲小者，虑患未生，备祸未发，戒过慎微，不敢纵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万国，一齐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辐凑而为之毂；智欲员者，环复转运，终始无端，旁流四达，渊泉而不竭，万物并兴，莫不响应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挠，素白而不污，穷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备具，动静中仪，举动废置，曲得其宜，无所击戾，无不毕宜也；事欲鲜者，执柄持术，得要以应众，执约以治广，处静持中，运于璇枢，以一合万，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于微也；志大者，无不怀也；智员者，无不知也；行方者，有不为也；能多者，无不治也；事鲜者，约所持也。

凡是人的论点，心思想要细小而志向想要远大，智慧想要圆通而行为想要方正，才能想要繁多而事务想要简鲜。之所以心思想要细小，是因为忧虑祸患在未产生时，防备灾祸在未发生时，警戒过错谨慎于细微，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志向想要远大，是因为要兼容包罗万国，统一不同的风俗，兼包覆盖百姓，如同融合为一个家族，是非像车辐聚集而作为车毂；智慧想要圆通，是因为要循环往复运转，终始没有端倪，向旁流传四达，像深渊泉水而不枯竭，万物共同兴起，没有不响应的；行为想要方正，是因为要直立而不屈挠，洁白而不受污染，穷困时不改变操守，显达时不放肆心志；才能想要繁多，是因为要文武备具，动静符合礼仪，举动废置，曲折得到适宜，没有冲突违背，没有不完全适宜的；事务想要简鲜，是因为要掌握权柄持守方法，得到要领来应对大众，执守简约来治理广大，处于清静保持中正，运转于北斗枢纽，以一结合万物，如同合符契一样。所以心思细小的人，在细微处禁止；志向远大的人，没有不怀柔的；智慧圆通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行为方正的人，有所不为；才能繁多的人，没有不治理的；事务简鲜的人，约守所持的要领。

古者天子听朝，公卿正谏，博士诵诗，瞽箴师诵，庶人传语，史书其过，宰彻其膳。犹以为未足也，故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召。过若豪厘，而既已备之也。夫圣人之于善也，无小而不举；其于过也，无微而不改。尧、舜、禹、汤、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当此之时，鼓而食，奏《雍》而彻，已饭而祭灶，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祸，可谓至贵矣。然而战战栗栗，日慎一日。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心小矣。《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其斯之谓欤！武王伐纣，发钜桥之粟，散鹿台之钱，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朝成汤之庙，解箕子之囚。使各处其宅，田其田，无故无新，惟贤是亲，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志大也。文王、周公观得失，遍览是非，尧、舜所以昌，桀、纣所以亡者，皆著于明堂，于是略智博问，以应无方。由此观之，则圣人之智员矣。成、康继文、武之业，守明堂之制，观存亡之迹，见成败之变，非道不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善而后从事焉。由此观之，则圣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过于苌弘，勇服于孟贲，足蹑效菟，力招城关，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闻，伎巧不知，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Θ丑，以成王道，论亦博矣。然而围于匡，颜色不变，弦歌不辍，临死亡之地，犯患难之危，据义行理而志不慑，分亦明矣。然为鲁司寇，听狱必为断，作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专己。夫圣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约，故举而必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动而必穷矣。吴起、张仪，智不若孔、墨，而争万乘之君，此其所以车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难而必败。凡将设行立趣于天下，舍其易成者，而从事难而必败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仁者爱其类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虽在断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见也。智者虽烦难之事，其不暗之效可见也。内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诸人，由近知远，由己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诛而大有宁也，唯恻隐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独断也。故仁智错，有时合，合者为正，错者为权，其义一也。府吏守法，君制义，法而无义，亦府吏也，不足以为政。

古代天子听政，公卿进行直谏，博士诵读诗歌，盲人乐官进谏规诫，庶人传达言语，史官记载他的过错，膳食官撤去他的膳食。还认为不够，所以唐尧设置敢谏的鼓，虞舜树立诽谤的木，商汤有监督正直的官吏，周武王设立戒慎的铭文。过错即使像毫厘一样微小，而已经防备它了。圣人对于善行，没有因为微小而不推举；对于过错，没有因为细微而不改正。尧、舜、禹、汤、文、武，都坦然面对天下而面向南方称朕。在这个时候，击鼓而进食，演奏《雍》乐而撤膳，吃完饭而祭祀灶神，出行不用巫祝，鬼神不敢作祟，山川不敢降祸，可以说是至高无上了。然而战战兢兢，一天比一天谨慎。由此看来，圣人的心思是细小的。《诗经》说：“只有这位文王，小心翼翼，昭明地侍奉上帝，因而怀抱许多福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周武王讨伐商纣，发放巨桥的粮食，散发鹿台的钱财，修整比干的坟墓，表彰商容的里门，朝拜成汤的庙宇，释放箕子的囚禁。使他们各自居住在自己的住宅，耕种自己的田地，没有旧交和新知，唯有贤能是亲，使用不属于自己所有的，役使不属于自己的人，安然如同本来就拥有他们。由此看来，圣人的志向是远大的。周文王、周公旦观察得失，遍览是非，尧、舜之所以昌盛，桀、纣之所以灭亡，都写在明堂上，于是省略智巧广泛询问，来应对无穷的变化。由此看来，圣人的智慧是圆通的。周成王、周康王继承文王、武王的功业，遵守明堂的制度，观察存亡的痕迹，看见成败的变化，不是道不言说，不是义不推行，言语不苟且说出，行为不苟且做出，选择善行然后从事。由此看来，圣人的行为是方正的。孔子的通达，智慧超过苌弘，勇敢使孟贲折服，脚能追上飞奔的兔子，力量能招架城门，才能也很多了。然而勇敢力量不闻名，技巧不为人知，专门推行教化之道，来成为素王，事务也很简鲜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纳善行摒弃丑恶，来成就王道，言论也很广博了。然而被围困在匡地，脸色不变，弹琴唱歌不停，面临死亡的境地，触犯患难的危险，依据正义推行道理而志气不惧怕，本分也很明晰了。然而担任鲁国司寇，听讼断狱必定做出判决，写作《春秋》，不谈论鬼神，不敢专断自己。圣人的智慧，本来已经很多了。他们所坚守的简约，所以举事必定繁荣。愚人的智慧，本来已经很少了，他们所从事的繁多，所以行动必定困穷。吴起、张仪，智慧不如孔子、墨子，却去争夺万乘之国的君主，这就是他们被车裂肢解的原因。用正道教化的人，容易而必定成功；用邪恶巧饰世间的人，困难而必定失败。凡是将在天下设立行为树立趋向的人，舍弃那容易成功的，而从事那困难而必定失败的，是愚蠢迷惑所致。这六种相反的情况，不可不察。遍知万物而不知道人道，不能说是智慧；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能说是仁爱。仁爱的人爱他的同类，智慧的人不能被迷惑。仁爱的人虽然在断割之中，他那不忍心的神色是可以看见的。智慧的人虽然在烦难的事情中，他那不昏暗的功效是可以看见的。内心宽恕反求诸己，心之所欲，不施加给别人，由近知远，由自己知道别人，这是仁和智结合而推行的。小有教化而大有保存，小有诛杀而大有安宁，唯有恻隐之心推行它，这是智慧的人所独断的。所以仁和智交错，有时结合，结合的是正道，交错的是权变，它们的意义是一样的。官吏守法，君主制义，守法而没有道义，也只是官吏，不足以用来执政。

耕之为事也劳，织之为事也扰，扰劳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物之若耕织者，始初甚劳，终必利也。众愚人之所见者寡，事可权者多，愚之所权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备者，智者尽备之；可权者，尽权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后合，愚者始于乐而终于哀。今日何为而荣乎？旦日何为而义乎？此易言也。今日何为而义，旦日何为而荣，此难知也。问瞽师曰：“白素何如？”曰：“缟然。”曰：“黑何若？”曰：“<黑甚>然。”授白黑而示之，则不处焉。人之视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师有以言白黑，无以知白黑，故言白黑与人同，其别白黑与人异。

耕作这件事很劳累，织布这件事很繁琐，繁琐劳累的事而百姓不放弃，是因为知道它可以提供衣食。人的性情不能没有衣食，衣食的途径，必定开始于耕织，这是万民所公认的。事物像耕织这样的，开始时非常劳累，最终必定有利。众愚人所看见的少，事情可以权衡的多，愚人所能权衡的少，这是愚人多祸患的原因。事物可以防备的，智慧的人全部防备它；可以权衡的，全部权衡它；这是智慧的人所以少祸患的原因。所以智慧的人先违逆而后契合，愚蠢的人开始时快乐而最终悲哀。今天做什么能得到荣华？明天做什么能符合道义？这是容易说出来的。今天做什么能符合道义，明天做什么能得到荣华，这是难以知道的。问盲人乐师说：“白色的生绢像什么？”回答说：“像白色的缟。”问：“黑色像什么？”回答说：“像深黑的颜色。”把黑白拿给他看，他就不能分辨了。人看黑白用眼睛，说黑白用嘴巴，盲人乐师有办法说出黑白，没有办法知道黑白，所以说黑白与人相同，而分辨黑白与人不同。

入孝于亲，出忠于君，无愚智贤不肖，皆知其为义也，使陈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鲜矣！凡人思虑，莫不先以为可而后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异。凡人之性，莫贵于仁，莫急于智。仁以为质，智以行之，两者为本，而加之以勇力、辩慧、捷疾、劬录、巧敏、迟利、聪明、审察，尽众益也。身材未修，伎艺曲备，而无仁智以为表干，而加之以众美，则益其损。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则狂而操利剑；不智而辩慧怀给，则弃骥而不式。虽有材能，其施之不当，其处之不宜，适足以辅伪饰非，伎艺之众，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势；有愚质者，不可与利器。鱼得水而游焉则乐，唐决水涸，则为蝼蚁所食。有掌修其堤防，补其缺漏，则鱼得而利之，国有以存，人有以生。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国无义，虽大必亡；人无善志，虽勇必伤。治国上使不得与焉。孝于父母，弟于兄嫂，信于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为也。释己之所得为，而责于其所不得制，悖矣。士处卑隐，欲上达，必先反诸己。上达有道，名誉不起，而不能上达矣；取誉有道，不信于友，不能得誉；信于友有道，事亲不说，不信于友；说亲有道，修身不诚，不能事亲矣；诚身有道，心不专一，不能专诚。道在易而求之难，验在近而求之远，故弗得也。

在家孝顺父母，出外忠于君主，无论愚笨、聪明、贤能、不肖，都知道这是道义，但如果让他们陈述忠孝的行为而知道它产生根源的，就很少了！凡是人的思虑，没有不先认为可行然后去做的，至于它是对还是错，这就是愚笨和聪明之所以不同的地方。凡是人的本性，没有比仁爱更尊贵的，没有比智慧更急迫的。以仁爱作为本质，以智慧来推行它，这两者是根本，而加上勇敢力量、辩才聪慧、敏捷快速、勤劳努力、巧妙灵敏、迟缓锋利、聪明审察，就尽了众多的益处。身心没有修养，技艺却委曲完备，而没有仁爱和智慧作为表率和骨干，却加上众多的美德，那么反而会增加他的损害。所以不仁爱而有勇敢力量和果敢，就像狂人手操利剑；不智慧而有辩才聪慧和敏捷，就像放弃千里马而不乘车。虽然有才能，如果施展得不当，相处得不适宜，正好足以辅助虚伪掩饰错误，技艺的繁多，还不如它的稀少。所以有野心的人，不可借给他便利的势态；有愚蠢本质的人，不可给他锋利的武器。鱼得到水在里面游动就快乐，堤坝决口水干涸，就会被蝼蚁所食。有掌管修整堤防、弥补缺漏的人，那么鱼就能得到利益，国家因此而存在，人因此而生存。国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仁义；人之所以生存，是因为行善。国家没有道义，虽然强大必定灭亡；人没有善意，虽然勇敢必定受伤。治理国家使君主不能参与私意。孝顺父母，友爱兄嫂，信任朋友，不需要上面的命令就可以做到。放弃自己所能做到的，而责求于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就荒谬了。士人处于卑微隐蔽的地位，想要向上达通，必定先反求诸己。向上达通有途径，名誉不兴起，就不能向上达通；获取名誉有途径，不被朋友信任，就不能得到名誉；被朋友信任有途径，侍奉父母不高兴，就不能被朋友信任；使父母高兴有途径，修养自身不真诚，就不能侍奉父母；使自身真诚有途径，心思不专一，就不能专一真诚。道在容易的地方而求它却困难，验在近处而求它却在远处，故弗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