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内容深广，包含着风、雅、颂、赋、比、兴这“六义”。可是毛公给《诗经》作注，只注明某篇作品是用的“兴”法，难道不是因为通贯全书按照“风”、“雅”、“颂”来分类，而“赋”是直接铺陈手法前后相同，比喻也很明显，只有托物起兴比较隐晦吗？所以“比”，就是比附的意思；“兴”，就是起兴的意思。比附事理的，用贴切的类比方法来说明事物；因物起兴的，依靠含义微隐的事物来寄托情意。因为触物起情，所以起兴的手法得以成立；因为比附事理，所以比喻的手法得以产生。比喻就是怀着蓄积愤懑的感情来斥责，起兴就是用委婉的譬喻来寄托用意的意思。因为大概跟着时间推移情思的不同，所以诗人言志的手法有比喻和起兴这两种区分了。
观察起兴的寄托讽喻，措辞委婉而又自然成章，它所举的名物虽小，但取其相类之点以托喻的含义却很大。关雎鸟雌雄相配各自有别，所以诗人用后妃来比这种贞洁的德行；尸鸠鸟守巢坚贞专一，所以诗人用夫人来比拟这种节义。在用意上只取它坚贞专一这一点，不在乎它是平凡的飞禽；在德行上只看重它雌雄有别这一点，不必嫌忌它是猛禽。这些诗句虽然明白，但它们的含意不够显豁，所以要看了注才懂得。再说什么叫比喻？就是用一定的事物来比附，明白而确切地说明用意。所以《诗经》的作者用金和锡来比喻君子美好的德行，用珪和璋的配合来譬喻教导臣民，用螟蛉来类比教诲子女，用蝉噪来比喻描写殷的饮酒呼号之声，用衣服脏了也不浣洗来比拟内心的忧愁，用我的心不似席子那样可以卷收来比方心志的坚固，像这些贴切的形象，都是比喻的手法。至于说“麻布衣就像雪一样洁白”，“两骖马和两服马奔驰像合于舞蹈的节拍”，这一类例子也都属于比喻。战国时代，楚国衰败，楚顷襄王听信谗言，屈原忠烈而被流放，他因而继承《诗经》的义旨，创作了《离骚》，其中的讽喻兼用比喻和起兴的手法。汉代的创作虽然兴盛，可是辞赋的作者喜欢阿谀奉承，《诗经》《离骚》讽刺的传统丧失了，起兴的手法意义销匿亡故了。这时赋、颂就首先得到发展，所以比喻手法风起云涌，繁多而复杂，背离了过去比兴并运的法则。
比喻这种手法，在用做比喻的事物上没有一定的常规：有的用声音来比喻，有的用形貌来比方，有的用心思来比拟，有的用外在的事物来比譬。宋玉在《高唐赋》中说：“纤细的枝条发出悲切的声音，好似吹竽吹箫一样。”这就是拿声音来比譬的一类。枚乘《菟园赋》中说：“众多的鸟儿纷纷疾飞，好像点点尘埃间杂在白云里一样。”这就是拿形象来比喻的一类。贾谊《鵩鸟赋》中说：“祸殃与福气，跟三股绳纠结在一起没什么不同。”这就是用事物来比譬道理的。王褒《洞箫赋》中说：“优雅柔和，像慈父抚养子女一样。”这就是用箫的声音来比用心的。马融的《长笛赋》里说：“繁言缛辞，连续不断，就像范睢、蔡泽的辩说之辞一样。”这就是用音乐来比喻游说辩论的。张衡《南都赋》中说：“跳起郑国的舞蹈，就像蚕茧的抽丝一样。”这就是用事物来比拟人的舞姿的。像上述这一类例子，都是辞赋这种文体所争先运用的。往往注重用比喻的手法，渐渐忘掉用起兴，熟悉次要的比喻手法，抛弃意义重大的起兴手法，所以诗文创作就不及周代了。至于扬雄、班固这班人，曹植、刘桢以下的作家，他们图绘山川的状貌，描写云物的形影，没有不把比喻像织综一样交错地编织起来的，显示文采的，耸动视听的，全靠比喻来显示它的功效成绩。再有潘岳的《萤火赋》说，萤火虫飘飘忽忽地闪光，“就像流动的金子在沙里闪烁”；张翰《杂诗》说，“青青的枝条好似集合在一起的翠玉”，都是用比喻手法。所以比喻的运用虽然各种各样，要以用得贴切合理最为重要，如果把天鹅刻画得像鸭子一样，那就没有什么可取的了。
赞曰：
诗人兼用了比喻和起兴的手法，感触事加以周密鉴别观览。事物虽如北胡南越绝不相关，运用比兴便近如肝胆紧连。
比拟形象抓住精神实质，判断采用词语必须果敢。攒积事物杂用比兴写成诗篇，那文章就会合成滔滔奔流的河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