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年秋九月，我从塞上回京师，在石槽过夜。旅店的小男孩身体瘦弱可怜，穿着破布单衣，没有鞋袜穿，而店主人很凶狠地用鞭子抽打他，小孩儿哭得很凄惨。问左右邻居人家，他们说：“这是店主人的哥哥留下的孤儿。他们有一小块田地，牲口农具生活用品大体都具备，店主人怕这小孩儿长大了和他分家产，所以不管他受冷挨饿，只差遣他干苦活。夜里就把他关在门外，寒风一刮，就活不成了。”我到了京师，两次写信告诉京兆尹说：“应该下文叫县里将店主人捉拿审问，让乡邻担保他以后对小男孩好，然后再放他。”
第二年四月，我再次路过这里，乡里人说：“那小男孩果然在那一年冬天死去了，店主人也突然死了，他的妻子儿女、田地房屋、牲口财物都归别人所有了。”我问他们：“县里官吏曾经训斥审问过店主人吗？”那却还没有。
从前先王用道义开导百姓，还担心愚顽的人不明白，所以用“乡八刑”来督察百姓守法，对那些不孝父母，不顺从兄长，家庭不和睦，姻亲不和善，对朋友不讲信用，见别人有危难不帮助的人，就按刑法给以处罚，五家相互担保，有犯奇怪邪恶罪行的，便五家都牵连到，以此来堵住百姓犯罪的途径，使百姓无从产生邪恶念头。管子的法制，则是从乡师到什伍的负责人，互相监督，出现了犯罪的，都要追究司法官吏。原来周公所担心的，只是百姓习惯于苟且偷安。至于管子，又更担心官吏玩忽职守，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世道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