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然世之仕者，临财当事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然事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己，故设心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权智，百端补治，幸而得免，所损已多，不若初不为之为愈也。司马微《坐忘论》云：“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此天下之要言，当官处事之大法，用力简而见功多，无如此言者。人能思之，岂复有悔吝耶？

做官的方法只有三件事：那就是清廉、谨慎、勤勉。知道了这三条，就可以保住官位俸禄，可以远离耻辱，可以得到上司的赏识，可以得到下属的拥戴。然而世上做官的人，面对财物和处理政事时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常常自以为不一定会败露，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就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了。然而事情往往弄到败露而无法收场，所以存心和处事，在刚开始时就要警戒，不能不审察。假使役使别人、使用权谋机智，想方设法去弥补掩盖，侥幸得以免罪，所蒙受的损失也已经很多了，不如当初不去做这些事更好。司马承祯在《坐忘论》中说：“与其在事情的末尾精巧地维持，哪里比得上在刚开始时笨拙地戒止。”这是天下的至理名言，是做官处事的大法，用力少而见效多，没有比这句话更管用的了。人如果能思考这个道理，难道还会再有后悔和遗憾吗？

事君如事亲，事官长如兄长，与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仆，爱百姓如妻子，处官事如家事，然后为能尽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至也。故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岂有二理哉！

侍奉君主就像侍奉父母，侍奉长官就像侍奉兄长，与同僚相处就像对待家里人，对待各级官吏就像对待家仆，爱护百姓就像爱护妻子儿女，处理官府公事就像处理家事，这样之后才算尽到了我的心意。如果有一丝一毫没有做到，那都是我的心意有未曾想到的地方。所以侍奉父母孝顺，这种忠心就可以移来侍奉君主；侍奉兄长友爱，这种顺从就可以移来侍奉长官；操持家务有条理，这种治理才能就可以移来治理官府。难道这其中会有两个不同的道理吗！

当官处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间，求其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为民害，其益我矣。不与人争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进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过其初；约于今者，必有垂报于后，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必败，此实未知利害之分、贤愚之别也。予尝为泰州狱掾，颜岐夷仲以书劝予治狱次第，每一事写一幅相戒。如夏月处罪人，早间在东廓，以辟日色之类。又如狱中遣人勾追之类，必使之毕此事，不可更别遣人，恐其受赂已足，不肯毕事也。又如监司郡守严刻过当者，须平心定气，与之委屈详尽，使之相从而后已。如未肯从，再当如此详尽，其不听者少矣。

做官处事，要常常想着有好处留给别人。比如摊派税饷这类事，既然无法免除，就应当在其中寻求能让百姓省力的方法，不让它重新成为百姓的祸害，这其实就是对我有益了。不与人争夺的人，常常得到的利益最多；退后一步的人，常常能前进百步；获取利益廉洁的人，得到的常常超过他最初的期望；现在能够自我约束的人，以后一定会有丰厚的回报，这不能不深思。只有那些不能稍微忍耐的人一定会招致失败，这实在是不知道利害的分野、贤明与愚昧的区别。我曾经担任泰州司法参军，颜岐（字夷仲）曾写信劝告我治理案件的先后顺序，每一件事都写在一张纸上向我告诫。比如夏天处置罪人，要在早晨安排在东廊下，以此来避开烈日暴晒这类事。又如狱中派人勾追传唤犯人这类事，一定要让他把这件事办完，不能再另外派人，担心他如果接受的贿赂已经足够了，就不肯把事情办结。再如监司或郡守严酷刻薄过头的时候，必须平心静气，跟他们委曲婉转地把道理说详尽，使他们听从了才罢休。如果他们还不肯听从，应当再次这样详尽劝说，不听从的人就很少了。

当官之法，直道为先。其有未可一直向前，或直前反败大事者，须用冯宣徽惠穆秤停之说。此非特小官然也，为天下国家当知之。

做官处事的方法，应当以正直之道为先。如果遇到不能一味正直向前、或者正直向前反而会败坏大事的情况，就必须采用冯宣徽（字惠穆）所说的“权衡折中”的说法。这不仅是小官该这样，治理天下国家的人也应当懂得这个道理。

黄兑刚中尝为予言：顷为县尉，每遇检尸，虽盛暑亦先饮少酒，捉鼻亲视，人命至重，不可避少臭秽，使人横死无所申诉也。

黄兑（字刚中）曾经对我说：过去他担任县尉时，每当遇到检验尸体，即使是盛夏大暑，也一定要先喝一点酒，捂着鼻子亲自查看，因为人命至关重要，不能因为躲避一点臭秽，而让死者冤死而无处申诉。

范侍良育作库务官，随人箱笼，只置厅上，以防疑谤。凡若此类，皆守臣所宜详知也。

范侍郎（字育）做库务官时，跟随他前来的仆人的箱子笼箧，都只放置在公堂大厅上，以此来防范别人的猜疑和诽谤。凡是这一类的事情，都是做地方官的人所应该详细了解的。

当官既自廉洁，又须关防小人，如文字历引之类，皆须明白，以防中伤，不可不至慎，不可不详知也。

做官既然能做到自身廉洁，又必须防范小人，比如公文案卷、文书证据之类，都必须交代得清清楚楚，以防被人暗中中伤，不能不极其谨慎，不能不详细了解。

当官者，难事勿辞，而深避嫌疑，以至请诚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则可以免。

做官的人，遇到困难的事情不要推辞，而要深切避开嫌疑，以至于要用诚心去对待别人，而深切地避开法律条文的漏洞，这样做就可以免于祸患。

前辈尝云小人之性，专务苛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当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谚有之曰：“劳心不如劳力。”此实要言也。

前辈曾经说，小人的本性就是专门务求苟且偷安。明天才有事，今天能休息就姑且休息。做官的人，绝对不能顺从他们的私心，因疏忽而不管。俗话说得好：“劳心不如劳力。”这确实是至理名言。

徐丞相择之尝言：“前辈尽心职事。”仁庙朝有为京西转运使者，一日见监窑官，问：“日所烧柴凡几灶？”曰：“十八九灶。”曰：“吾所见者十一灶，何也？”窑官愕然。盖转运使者，晨起望窑中所出烟几道知之。其尽心如此。

徐丞相（字择之）曾经说：“前辈们对自己的职守尽心尽力。”仁宗朝时有一位担任京西转运使的人，一天见到管理砖窑的官吏，问他：“一天所烧的柴总共用几个窑灶？”回答说：“十八九个窑灶。”转运使说：“我所看到的只有十一个窑灶，这是为什么？”窑官惊愕不已。原来是转运使每天早晨起床，瞭望窑中所冒出的几道烟而了解到的。他尽心尽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前辈尝言吏人不怕严只怕读。盖当官者详读公案，则情伪自见，不待严明也。

前辈曾经说，官吏不怕上司严厉，只怕上司仔细研读案卷。因为做官的人如果仔细研读公文案卷，那么事情的真伪自然会显露出来，不需要刻意表现得严厉明察。

当官者，凡异色人皆不宜与之相接，巫祝尼媪之类尤宜疏绝，要以清心省事为本。

做官的人，凡是奇装异服、身份特殊的人都不应该与他们交往，巫师、神祝、尼姑、媒婆之类的人尤其应该疏远断绝，要把清心寡欲、精简事务作为根本。

后生少年乍到官守，多为猾吏所饵，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间，不复敢举动，大　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盗不赀矣。以此被重谴，良可惜也。

年轻人刚到任所做官，大多容易被狡猾的属吏用利益作诱饵来拉拢，自己不注意省察，得到的不过是一丝一毫的蝇头小利。但在这一任的任期之内，就再也不敢对坏人坏事采取举动了，大抵做官贪图利益，自己得到的非常少，而官吏们所盗取的公家财物却无法估量了。因为这种事情遭到重罚，实在太可惜了。

当官者，先以暴怒为戒。事有不可当，详处之，必无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岂能害人，前辈尝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详处之谓也。盖详处之，则思虑自出，人不能中伤也。

做官的人，首先要将暴怒作为戒条。事情如果有不合情理的，仔细详尽地去处理，一定没有不恰当的。如果先暴怒起来，只能伤害自己，难道还能伤害别人？前辈曾经说：“凡事只怕等待。”所谓的等待，就是仔细详尽地去处理。因为仔细详尽地去处理，思虑自然会周全，别人也就不能暗中中伤了。

尝见前辈作州县或狱官，每一公事难决者，必沉思静虑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则是非判矣。是道也，惟不苟者能之。

我曾见过前辈在州县做官或做司法官，每当遇到一件很难决断的公事，一定要沉思静虑好几天，突然之间好像有所感悟，于是是非曲直就判明了。这种方法，只有处事不马虎的人才能做到。

处事者，不以聪明为先，而以尽习为急；不以集事为急，而以方便为上。

处理政事的人，不把聪明伶俐放在第一位，而把完全熟悉业务作为急务；不把集结完成事务当作最紧迫的事，而把给人行方便作为上策。

孙思邈尝言：“忧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已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惧于大；戒于近者，不侈于远。”如此，则人事毕矣，实当官之要也。

孙思邈曾经说：“为自身安危担忧的人，不会受到别人的拘束；对自己持有敬畏之心的人，不会受到对方的控制；在小事上谨慎的人，不需要惧怕大事；在眼前的事情上戒备的人，不会在长远的事上荒唐骄奢。”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为人处事就尽善尽美了，这实在是做官的要领。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义，至其子孙，亦世讲之。前辈专以此为务，今人知之者盖少矣。又如旧举将及，旧尝为旧任察官者，后已官虽在上，前辈皆避，坐下坐。风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同僚之间的交情，交接任职的情分，有着兄弟般的道义，甚至到了子孙后代，也世世代代友好往来。前辈们专门把这当作必须做的事，现在的人知道这个道理的已经很少了。又比如遇到过去的举荐人以及过去任职时的视察官，以后自己的官位虽然已经在他们之上了，前辈们都会避让，坐在下座。风俗像这样淳厚，人情怎么能不深厚呢？

叔曾祖尚书，当官至为廉洁。盖尝市缣帛，欲制造衣服，召当行者取缣帛，使缝匠还之。荥阳公为单州，几每月所用杂物，悉书之库门，买民间，未尝过此数，民皆悦服。

我的叔曾祖担任尚书时，做官极其廉洁。他曾经想买些缣帛来制作衣服，召来了该行业的商人拿来缣帛，最后却让裁缝原物退还了。荥阳公治理单州时，几乎每个月所要耗费的杂物，全部写在库房的门上，向民间购买，从来没有超过这个数量的，百姓都心悦诚服。

关沼止叔获盗，有情轻法重者，止叔不忍以此被赏也。

关沼（字止叔）抓获了盗贼，其中有情节轻微但依法应当重判的，止叔不忍心用这种人命去换取赏赐，就把他们放了。

当官取佣钱、般家钱之类，多为之程，而过受其直，所得至微，所丧多矣。亦殊不知此数亦吾分外物也。

做官时提取佣金、搬家费之类的事情，大多被规定了限额，但有人却过量接受赏赐的价值，得到的极其微薄，失去的却太多了。而且他们全然不知道这些钱财也是自己本分之外的东西。

当官者，前辈多不敢就上位求荐章，但尽心职事，所以求知也。习诚尽职，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当官遇事，以此为心，鲜不济矣。

做官的人，前辈大多不敢向高官求取举荐信，只是尽心尽力做好职守内的事，以此来求得别人的赏识。熟悉诚信、尽职尽责，这样去追求赏识，虽然不一定百分之百被看中，但也相差不远了。从来没有先学会了养孩子然后才出嫁的。做官遇到事情，把这种尽职的心当作根本，很少有办不成的。

畏避文法，固有常情，然也人自然者，常以文法难任，委之于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犹已之自私也。以此处事，其能有济乎？其能有后福乎？其能使子孙昌盛乎？

畏惧和规避法律条文，固然是人之常情，然而也有人把这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常常因为法律条文难以胜任，就把事情推委给别人。殊不知别人的自私心，也正像你自己的自私心一样。用这种态度来处事，难道能把事情办成吗？难道能有后福吗？难道能使子孙昌盛吗？

当官处事，务合人情，忠恕违道不远，观于已而得之，未有舍此二字，而通用济者也。尝有人作郡守，延一术士，同处书室。后术士以公事干之，大怒叱下，竟致之杖背编置。招延此人已是犯义，既与之稔熟，而干以公事，亦人常情也。不从之足矣，而治之如此之峻，殆似绝灭人理。

做官处事，务必要切合人情，忠诚和宽恕的原则离正道就不远了，从自己身上去观察体谅就能得到它，从来没有舍弃“忠恕”这两个字，而能把事情通用办好的。曾经有人担任郡守，邀请了一位术士同住在书房里。后来术士因为公事来求他照顾，郡守大怒把术士斥责退下，竟然处以杖刑并流放。招纳邀请这种人居住已经是违反了道义，既然已经和人家很熟稔了，人家因为公事来相求，这也是人之常情。不答应他就足够了，却惩治得如此严酷，简直是灭绝了人情事理。

尝谓仁人所处，能变虎狼如人类。如虎不入境，不害物，蝗不伤稼之类是也。如其不然，则变人类如虎狼。凡若此类，及告讦中伤谤人，欲置于死地是也。

我曾经认为，仁慈之人所到之处，能把虎狼变成像人类一样善良。比如老虎不进入境内、不伤害财物，蝗虫不伤害庄稼之类就是这样。如果不这样，就会把人类变成像虎狼一样凶残。凡是这一类的事情，以及告发陷害、中伤诽谤别人，想把人置于死地的行为就是这样。

唐充之广仁，贤者也，深为陈、邹二公所知。大观、政和间，守官苏州，朱氏方盛，充之数刺讥之。朱氏深以为怨，傅致之罪，刘器之以为充之为善，欲人之见知，故不免自异，以致祸患，非明哲保身之谓。

唐充之（字广仁）是一个贤能的人，深得陈公、邹公两位的赏识。大观、政和年间，他在苏州做官，当时朱氏（朱勔）的势力正盛，充之多次写诗讽刺他们。朱氏对此深表怨恨，便罗织罪名陷害他。刘器之认为充之做善事是想让别人知道，所以免不了故意标新立异，以至于招致了祸患，这算不上是明哲保身的作法。

当官大要，直不犯祸，和不害义，在人精详酌之尔，然求合于道理，本非私心专为己也。

做官的大要领，是正直而不触犯祸患，随和而不损害道义，这全在于人们精细详尽地去斟酌罢了，然而求得契合于道理，本就不是出于私心专门为了自己。

当官处事，但务着实。如涂擦文书，追改日月，重易押字，万一败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养诚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种奸伪，不如一实；反覆变诈，不如慎始；防人疑众，不如自慎；智数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事有当死不死，其诟有甚于死者，后亦未免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乱失常，皆不知轻重义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讲，临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预思。古之欲委质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岂临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谓有所养也。

做官处事，只务求务实。比如涂改公文、倒改日期、重新更改签字，万一事情败露，得罪的惩罚反而更重，这也不是培养诚心、侍奉君主不欺瞒的做官之道。百种奸诈虚伪，不如一个老老实实；反复变化欺诈，不如在开始时谨慎；防范别人怀疑众人，不如自己谨慎；智谋技术周密，不如精简事务。不可改变的道理是，事情有应当死而没有死的，他所受到的耻辱有比死更严重的，过后也未必免能得到安宁。世上的人到了这种地步，大多迷惑心乱、举止失常，这都是不知道轻重和道义的分野。这个道理如果不是平时熟悉研讨，临到事情时必定不能自立，不可不预先思考。古代想要献身侍奉别人的人，他们的父兄日夜先用这些道理来教育他们了。中等才能以下的人，难道是临到事情时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吗？教育有素，他的内心就会安定，这就是所谓的有所修养。

忍之一事，众妙之门。当官处事，尤是先务。若能清、慎、勤之外，更忍一忍，何事不办！《书》：“曰必有忍，其乃有济。”此处事之本也。谚曰：“忍事故灾星。”少陵诗云：“忍过事堪喜。”此皆切于事理，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尝说：“吃得三斗酽醋方做得宰相。”盖言忍受得事。

“忍”这一件事，是众多美妙法门的总体关键。做官处事，这尤其是首要的任务。如果能在清廉、谨慎、勤勉之外，再忍上一忍，什么事情办不成呢！《尚书》说：“必须有忍耐，事情于是才能办成。”这是处理政事的根本。俗话说：“能够忍事就等于赶走了灾星。”杜甫的诗说：“忍耐过去事情就令人高兴。”这都切合于事理，是传世的大法，不是空话。王沂公（王曾）曾经说：“喝得下三斗浓醋，才做得好宰相。”这就是说要能够忍受得了各种恶劣的事情。

刘器之建中崇宁初知潞州，部使者观望治郡中，事无巨细，皆详考然，竟不得毫发过。虽过往驿券，亦无违法予者。部使者亦叹伏之。后居南京，有府尹取兵，官白直点磨他：寓居无有不借禁军者，独器之未尝借一人。其廉慎如此。

刘器之（刘安世）在建中靖国、崇宁初年主管潞州，部使者（视察官）怀着观望的意图来治理郡中，事情无论大小，都详细考查，竟然找不出毫发般的过错。即使是过往官员使用的驿券，也没有违法给予的。部使者也赞叹佩服他。后来他居住在南京（今河南商丘），有府尹挑选士兵，官吏点名磨勘，寓居在这里的官员没有不借用禁军当差的，唯独刘器之不曾借用一个人。他的廉洁谨慎竟到了这种地步。

故人龚节亨彦承，尝为予言：“后生当官，其使令人无乞丐钱物处，即此职事可为；有乞丐钱物处，则此职事不可为。”盖言有乞丐钱物处，人多陷主人以利，或致嫌疑也。

老朋友龚节亨（字彦承）曾经对我说：“年轻人做官，如果他手下使唤的人没有讨要索取钱物的地方，那么这个职务就可以做；如果有讨要索取钱物的地方，那么这个职务就不能做。”这是说有讨要索取钱物的地方，下属大多会用利益去陷害主人，或者招致别人的嫌疑。

前辈尝言：“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此亦要言。私罪固不可有，若无公罪，则自保太过，无任事之意。

前辈曾经说：“公罪不可没有，私罪不可心有。”这也是至理名言。私罪固然是绝对不能有的，但如果一点公罪都没有，那就说明自我保护得太过头了，没有担当任事、愿意承担责任的意思。

范忠宣公镇西京，日尝戒属官：“受纳租税，不要令两头探戒。”问：“何谓？”公曰：“贤问是也。不要令人户探官员等候受纳，官员不要探纳者多少，然后入场。此谓两头探。但自绝早入场待人口，则自无人户稽留之弊。”

范忠宣公（范纯仁）镇守西京（洛阳）时，常常告诫下属官员：“接受和缴纳租税时，不要让两头探听等待。”下属问：“什么意思？”范公说：“你问得很好。不要让缴纳税粮的农户去探听官员是否等候受纳，官员也不要探听来纳税的人有多少然后才入场。这叫做两头探听。只要自己极清早就入场等待纳税的人，那么自然就不会有农户稽留耽误的弊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