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戒篇》说：“没有翅膀而能四处传飞的，是语言；没有根柢但却能牢牢固结的，是感情。”可见语言不靠翅膀，它的飞翔甚为容易；感情无须有根，它的牢固也并不困难。那么用文字把它们记录下来使之垂流后世，可以不谨慎吗？从古以来的作家，都在不同的时代相互驱驰前进。他们有的才气卓越而行文豪爽迅速，有的思考精纯而用心周密；可是在用思上往往难于周到圆通，很少没有缺点的。陈思王曹植的文章，是众多文人中的杰出者，而他的《武帝诔》却说，“尊敬的英灵永远蛰伏”，《明帝颂》也说，“圣王的身体浮轻。”浮轻好像蝴蝶，永远蛰伏又颇像昆虫，用来指极尊贵的帝王，难道是恰当的吗？左思的《七讽》，讲到孝道却不赞成，像他这样违反圣人之道，其余的就不值得去看了。潘岳的文才，善于做哀悼的文章，然而他却在悲悼内兄的文章中说，感叹他用的杯口上存留着口液；在哀伤夭折的孩子的文章中却说，将要返回时好像还疑心他还活着。按照礼制，“口泽”、“如疑”这样的字眼都是用在极尊敬的人身上，而他却用在同辈或下辈身上。文辞虽然写得够悲哀，原来的含义却因此丧失了。
至于君子的比拟人，一定要是同类的，可是崔瑗哀悼李公，把李公的德行比作黄帝、虞舜，向秀作赋哀悼嵇康，把他的受刑情况和李斯相比。虽然两种比方都同样有差错，与其如向秀那样比方得过坏，不如像崔瑗那样比方得过好，然而都像高厚念的诗那样，就比得太不伦不类了。
一切工巧的言辞容易标立，拙劣的词语难于隐蔽，这些语言上的毛病，实在比白玉上的污点更难磨灭。繁多的例子难于一一记载，所以这里只约略举出了四条。
至于作文的方法，在于运用文字和确立文义。文字凭借解释规定含义，文义用理论来加以说明。可是晋代末年的文章，意旨模糊，开始有“赏、际、奇、致”这样的言辞，最后有“抚、叩、酬、即”这些话语。往往单独举出一个字，用来说明情意。“赏”字的意思是赐赏，难道和内心的理解有关吗？“抚”字的意思是执握，跟文章的情理有何相干？在《尔雅》和《仓颉》里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用法，在汉代和魏代的写作中也没有谁这样用过。凭空领会好像可以辨识，考核文字完全没有这种意义，这实在是文情诡讹所造成的，是文风衰薄浮夸的弊病。可是刘宋以来的文人才士，对这种弊病没有谁能够改正。这种旧有的坏文风习染成为一种习俗，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
近代的作家，大都猜疑忌讳过多，甚至从语言的谐音中去挑毛病，从语音的反切里去找缺点。这些对古人来说虽然是不屑一顾的，但是对当今来说却值得加以注意。再有，写的和他人的作品有相同的地方，照理应该删去或改动，如果掠取别人的美辞作为自己的功劳，那就像春秋时阳货盗窃了宝玉大弓一样，终究不是自己所有。全部抄写别人的东西，那就如同端走箱子盗窃；只是从侧面摘取几句，那就如同摸别人的口袋。然而时代遥远的问题不大，但是同时代的就成为罪状了。
至于书的注解，是为了正确地说明事理；可是也有在研究上发生谬误的，或者轻率地凭主观随意作出判断。张衡的《西京赋》写到中黄伯、夏育、乌获那样的大力士，而薛综却错误地把他注释为“阉尹”——太监头，这是他没有听说捉斑斓猛虎的勇士。再有《周礼》按井纳税，十井三十家按旧例出马一匹；而应劭在解释“匹”的意义时，认为或者是计量马首，或者是数计马蹄，这难道是辨明事物的正确解释吗？考查古时的端正名称，车称为“两”而马称为“匹”，用“匹”和“两”作为马和车的计量名称，含有两两相配的意思。因为古代车子都有“贰车”、“佐车”与之相配，拉车的马有骖马和服马相配，服马、骖马和车子都不是单一的，所以名称必须成双。名称确定后又有变化，那即使是单独的一只马也要称为“匹”了。其实匹夫匹妇，也含有与此相同的相匹配的意思。车“两”马“匹”的含义很小，可是历代的文人也搞不清楚；辞赋中这类浅近的事情，注释也常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何况钻研经书，还能不发生谬误吗？辨别“匹”字的意义而去计算马的头首和蹄脚，选择勇士而去驱遣太监，太违反常理了，所以特别举出这两个例子来引以为戒。丹青的色彩开初有光泽而后来变暗，但文章年岁越久远却越是有光彩，倘若错误能够在一朝加以校正，可以流传千年也没有惭愧了。
赞词说：
神箭手后羿也曾有过误差，神御手东野稷也曾败驾。他们虽有杰出的才能，但有了错误便引以为戒。
作品中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千年之后也不能改变。能写出美好没有毛病的文章，也算得善于写作的高手了。
